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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第六章 论马车（第1页）

有一件事不难证实：伟大的作家在描述某件事的原因时，不仅写出他认为是真实的原因，而且写出他并不相信的原因，只要这么写有点新意，给人美感。假如他说得巧妙，便是真实的、有效的。当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是主要原因时，往往罗列出好几种，看看那主要原因是否恰好在其中：

仅仅指出一个原因是不够的，必须举出好几个，尽管其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原因[1]。

——卢克莱修

比如，你问我，打喷嚏的人受到祝福，这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说，人体排放出三种气，下面排出的气太脏；嘴里呼出的气会招来责备，说你贪馋；第三种气便是喷嚏。因它来自头部，而且不会招来责难，我们才给予它如此尊贵的接待。你别嘲笑这个解释太玄妙，据说它出自亚里士多德。

我好像曾在普鲁塔克（在我知道的所有作家之中，他是把艺术和自然，判断和认知结合得最好的一个）的著作中读到，他解释海上旅行者呕吐的原因时说，那是由于害怕，而且找到了证明害怕会引起呕吐的理由。我是很容易犯恶心的，但我知道——而且不是从理论上，而是通过必不可少的亲身体验知道，上述原因与我无关。另外，有人告诉我，牲畜也常有在海上呕吐的情况，尤其是猪，但绝不是因为害怕危险；我的一个熟人亲口对我说，他在海上很容易犯恶心，但有两三次大风暴吓得他透不过气来，想吐的感觉倒消失了。又有位古人说：“我被晕船的痛苦折磨得太厉害，便顾不得危险了[2]。”我在海上，或在其他地方，从未恐惧得慌了手脚，失了理智。恐惧既源于缺乏勇气，也源于缺乏判断力。我经历过很多危险，但每次面临危险，我都能睁着眼正视它，保持独立、健全的思考。何况，恐惧也需要一点勇气。勇气和判断力帮了我的忙，使我在逃难时也井然有序，虽不能说毫不害怕，但至少没有吓得呆头呆脑；虽然心里怦怦跳，但没有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伟人们做得更好，他们撤退时不仅表现得平静、健全，而且有一股豪气。请看阿尔西巴德如何讲述他的战争伙伴苏格拉底的撤退：“我们的军队溃败后，我在最后几个溃退者中看到了他和拉雪斯，我可以方便而安全地观察他，因为我骑着一匹好马，而他在步行，作战时也是如此。我注意到，与拉雪斯相比，他的神情多么镇定、果断，他的步态豪迈，与平时毫无两样，他的目光坚定，沉稳，时而看看我方，时而看看敌方，这种目光对自己人是一种鼓舞，对敌人则仿佛在说：谁要想夺去他的生命，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逃脱了，因为敌人往往不进攻他们这样的人，而是追赶胆小鬼。”以上是一位伟大将领的目击记，它告诉我们——我们也经常体验到——慌不择路地想逃离危险反而最可能置我们于危险的境地。“一般地说，愈不害怕，愈不会有危险[3]。”当某人说他想到死亡，预见到死亡，人们就说他怕死，这是没有道理的。不管对好事还是坏事，具有预见性都同样于我们有益。考虑危险并作出判断，决不是惊慌的表现，恰恰相反。

我的性格不够坚强，承受不了恐惧以及其他激烈感情的猛力冲击。倘若我陡然被这类感情征服和压垮，便再也不可能完好地重新站立起来。我的精神一旦惊慌失措，便再也不能恢复到正常的平衡状态。我虽然不断深刻地触动和探索自己的心灵，却无力弥合穿透心灵的伤口。所幸至今任何创伤都还未能使它崩溃。每遇到外来冲击，我抖擞起全副精神去抵挡，因此，倘若头一个冲击浪便将我打倒，那么我就会从此一蹶不振，决不思重振旗鼓；不管洪水从哪一方决开我的精神堤岸，都能长驱直入将我整个淹没，无可挽回。伊壁鸠鲁说智者永远不会落到相反的状态，我却有一个与此警句相反的看法：谁有过一次非常的疯狂，便再也不可能非常的明智。

上帝视人们的蔽体之衣而降下寒冷，同样，他根据我的承受能力而赋予我激情。造物主从一方面坦露了我，又从另一方面庇护了我；他既然没赋予我力量，便赐予我麻木迟钝的感觉作为铠甲。

但我不能长时间乘坐马车、轿子和船（年轻时忍受力更差），不管在乡村还是城市，除了马拉的车，其他交通工具都令我反感，尤其是轿子。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比较容易忍受水上的剧烈颠簸——虽然会产生恐惧——而难以忍受风平浪静时的摇晃。当桨儿划动，船身轻轻摇荡，仿佛要从我们身下滑走，这时不知怎的，我会感到脑袋里和胃里一片乱糟糟。同样我也不能忍受身下坐椅的抖动。当船在风帆或水流推动下，或在马匹的牵引下前行，那均衡的摇摆一点不使我难受；令我不舒服的是那种时断时续的颠动，尤其是颠动得有气无力的时候——我无法用别的字眼来描绘。医生曾嘱咐我，在这种情况下用毛巾紧紧捆住下腹，我没尝试过，因为我一向只与自身存在的缺点作斗争，并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它们。

倘若我的记忆力好，我会不惜花费时间在这里讲述一下史书上介绍的马车在战时的用处，随着民族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这种运输工具的用途可谓多种多样，变化无穷，而且依我看，效率很高，不可或缺，而我们现在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真是令人奇怪。我只说这么一件事：在不很久远的过去，也就是在我们父辈的年代，匈牙利有效地使用了马车抗击土耳其人，每辆马车上配备一名手执圆盾的士兵，一名火枪手和很多支排列整齐、装好火药、随时备用的火枪，再将车身整个儿用一排大盾掩护，看上去像一艘荷兰圆头帆船。打仗时匈牙利人将三千辆如是装备的战车排成一条阵线，先打一阵炮，接着战车便往前挺进，就是说先让敌人吃一排炮弹，再让他们尝别的滋味，这“别的滋味”却非同小可；战车冲进敌人的骑兵队，把他们冲散，打开缺口；此外，当军队行进在旷野和危险地段，便用这些战车保护队伍的侧翼，或用作驻地的掩护物和防御工事。我年轻时听说，边境地区有位绅士身体十分肥胖，没有一匹马能载得起他的重量，遇有冲突争斗他就乘着这样的马车到处跑，觉得十分方便。好，且把战车搁在一边，就说我们祖先那年代，国王是乘坐用四匹牛拉的四轮车巡游各地的。

马克．安托尼[4]是第一个坐着由几头雄狮拉的车去罗马的，还有一位年轻女乐师陪伴。后来埃拉伽巴卢斯[5]也仿效他，并自称是众神之母西贝拉，他还学酒神巴科斯的样，让老虎拉车，有时在车上套上两只鹿，或四只狗，有一次他命四个赤身裸体的姑娘为他拉车，他自己也一丝不挂，气派非凡。腓米斯皇帝则用奇大无比的鸵鸟来拉车，以至他的车简直不是在滚动，而像是在飞。依我之见，这些奇怪的标新立异的做法乃是君王的一种庸俗，表明他们感到身为君王还不够，还要千方百计，不惜挥霍铺张来炫示自己的权力。倘若是在国外，这种举动犹情有可原；但在自己的臣民中间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在臣民面前他们已经无所不能，他们已经能从自己尊贵的地位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贵族也一样，我认为一个贵族在家常生活中没有必要打扮得衣冠楚楚，他的府邸、排场、膳食等足以显示其地位了。

伊索克拉底给国王提的劝告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国王可花钱置办精美的家具、器皿，因为这些物件可长期使用，并可传给子孙后代；但应避免任何过眼云烟的奢华。”

我年轻时颇喜欢穿着打扮（因为我没有其他装饰），而且穿着很得体；有的人，漂亮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张哭丧的脸。我们知道一些有关国王如何俭朴、如何有才干的故事，那是些品德好、威望高、卓有成就的伟大国王。雅典城邦有一条法律，规定将公共钱财用于举行盛大的娱乐和庆典活动，德谟斯梯尼[6]为反对这条法令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认为，国王的伟大应表现在拥有装备精良的船只，和给养充足、勇敢善战的军队。

特奥弗拉斯特在他的《论财富》一书中提出相反的主张，坚持认为，雅典规定的那种花钱方式是真正享用财富。他的主张遭到了谴责，那么谴责是否对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娱乐只适合最下层的民众，而一旦他们得到满足便将其抛诸脑后，任何贤达庄重之士都不会赏识这类娱乐。我以为，把公共钱财用来建造大小港口、防御工事、城墙、宏伟的房屋、教堂、医院、学校，以及用来修桥补路，是更壮观，也更有益、更正确、更经久的。在这方面，罗马教皇格列戈瓦十三世[7]值得称颂，而我们的卡特琳王后倘若拥有与其意愿相符的财力，也会表现她天性的大气和豪爽。至于我，命运使我不得不中断我们城市那座漂亮的新桥的建造工程，而且在我有生之年也无希望看到它投入使用，真是一大憾事。

再者，在观看凯旋庆典的臣民们眼里，朝廷炫耀的是民众的财富，而且挥霍民众的钱财大吃大喝。民众往往像我们评价自己的仆人那样评价国王，认为他们应当多多地为我们准备好我们所需的一切，却绝不应从中拿取任何东西。因此伽尔巴皇帝[8]在一次晚餐上请乐师为他演奏助兴之后，命人拿来他的钱匣子，从里面抓了一把钱币给乐师，一面说：“这不是国家的钱，是我自己的。”尽管如此，有理的往往还是民众，因为，民众用来饱肚子的钱被人用来饱眼福了。连慷慨大方这种美德到了君王手里也走了样。百姓才有权利慷慨大方，因为，严格地说，国王没有任何东西是他自己的，连他做国王也得归功于别人。

审判机构不是为审判者设立的，而是为被审判者设立的。同样，设一个上级也不是为他本人，而是为他的下属，一如要医生是为了医治病人。一切官职，如同一切艺术，其目的都在自身以外：“没有一种艺术可以自我封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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