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侵。南宋朝廷大震。
为了支持对宋战争,金统治者在占领区大量强行征收壮丁马匹,一时民怨沸腾,不少百姓举起义旗,奋起反抗,在山东地区,反抗尤其激烈。其中一支拥有两千余人的队伍,为首的叫辛弃疾。
壮岁旌旗拥万夫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北方大片土地已经沦于金人之手十余年了。《宋史·辛弃疾传》有言,辛弃疾少年以学者蔡伯坚为师,与党怀英为同学,当时人称为“辛党”。两人在选择自己前途的时候,借助占卜,党怀英得到“坎”卦,于是决定留下,后在金国为官;辛弃疾占卜得“离”卦,于是决意南归。
完颜亮南侵未果,被部下所杀。此时中原豪杰并起,当时山东最大的一支部队由耿京领导,耿京自称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起兵后不久,就率领人马投奔耿京,耿京对之十分看重,任命他为天平军掌书记。当时一个叫义端的和尚也起兵反金,有千余人马。辛弃疾前往义端军中,劝说他也归附了耿京。可是不久,义端竟然窃取了耿京的大印逃跑了。耿京大怒,要杀辛弃疾,辛弃疾说:“给我三天时间,抓不住义端,我再死未晚。”耿京答应了。辛弃疾估计义端肯定是带着大印逃往金营邀功,于是快马拦截,果然捉住了义端。义端求饶说:“我知道你的真相,你是天上的青牛下凡,力能杀人,希望你别杀我。”这些话当然不能打动辛弃疾。辛弃疾斩下义端头,夺回了大印归报耿京,耿京十分佩服其豪壮。
辛弃疾很明白,虽然义军现在已拥有数万众,但是若无南宋朝廷支持,最终也无用武之地,因此他一直鼓动耿京归宋。耿京终于听从了辛弃疾的建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辛弃疾受耿京委派,南渡长江,奉表归宋。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了辛弃疾,对他们归附南宋的行动十分赞赏,并授辛弃疾为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授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并让辛弃疾把节度使印带回召耿京归宋。谁知辛弃疾回到江北的时候,义军却发生了大变。部下张安国、邵进趁辛弃疾不在的时候,竟然杀害耿京,投降金军,义军群龙无首,几乎分崩离析。
辛弃疾对手下说:“我们是因为主帅耿京才归朝的,没想到事变如此,我们如何复命?”于是辛弃疾约上王世隆和忠义军一些士兵共五十人,径直冲向金军五万人大营。张安国此时正与金将饮酒作乐,根本没料到辛弃疾竟有如此胆略。辛弃疾纵马冲到酒案之前,抓起张安国,放在马背上就冲出大营,来去如风、剽悍善战的金军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五十壮士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了。
抓获了叛徒,辛弃疾又召集旧部,得万余人,渡江南下,将张安国斩于市中。辛弃疾惊人的勇武和豪壮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回到南宋之后,辛弃疾仍然被授予天平军掌书记之职,又任江阴签判,这一年辛弃疾二十三岁。
多年以后,辛弃疾才知道,这段岁月是他一生中唯一称得上叱咤风云的日子,他不无留恋地回忆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回到南宋之后,壮士的热血将遭遇官僚的冷漠,英雄的豪壮将不得不面对庸人的猥琐。也许本能成为南宋最伟大的将军的辛弃疾,却不得不在庞大臃肿却无所事事的官僚机构面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豪气逐渐被消磨,自己的梦想逐渐变成泡影。这是辛弃疾的悲哀,更是南宋朝廷的悲哀,但是却成了宋词的幸运。正因为这内心与外界的强烈撞击,才有可能使天才迸发出悲愤沉雄的火花,点亮一个黑暗的时代,以及无数后人黑色的眼睛。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回到南宋的辛弃疾,一心不忘锐意恢复。宋孝宗即位之后,朝廷有北伐之志,辛弃疾连上《九议》、《应问》等奏章,并著《美芹十论》,论南北形势,双方人才,坚信金国必亡。可是,他的观点并不为当政者所喜。不久,南宋又与金国讲和,恢复之梦又变成泡影。
辛弃疾先后被任命为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等地安抚使。当时各地多受兵灾,井邑残破,辛弃疾上任之后,均徭薄赋,招纳流民,与民休息,每到一处,皆有善政。而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北伐之梦,恢复之志。
1180年,辛弃疾时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他上表朝廷,说为了维护地方治安,要求准许建立一支部队,命名为“飞虎军”。事实的真相是,辛弃疾看到当时南宋军队孱弱朽败,“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宋史·辛弃疾传》)为了震慑金兵,他想亲手训练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为北伐准备力量。
不久朝廷回复,委任辛弃疾亲办此事。得到准许之后,辛弃疾马上命令修建营房,购买马匹,招纳士兵。南宋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在辛弃疾雷厉风行的作风面前被击得粉碎,一些官员找借口拖延怠工,但是辛弃疾“疾行逾力”。官僚们见怠工的方法不能奏效,于是转而记起诬陷的法宝,很快就有人给皇帝打小报告,说辛弃疾借口建飞虎军,聚敛无度。皇帝降下金牌,命令辛弃疾马上停止。辛弃疾接到之后,将金牌藏起来,命令部下一月之内必须把营房建成,违者军法处置。谁知部下说,因为造瓦不易,无法按期完成,宁愿接受惩处。辛弃疾问:“需要多少瓦?”部下回答:“二十万。”辛弃疾说:“不用担心。”然后命令手下在官舍、神祠以及民房上,每户取瓦二十片,两天之内,需要的瓦就全部备足,僚属叹服。
在辛弃疾的努力下,飞虎军终于建立,军成之后,“雄镇一方,为江上之冠。”(《宋史·辛弃疾传》)
不过,对于雄才大略的辛弃疾来说,建立一支只有两千五百人的飞虎军,只不过是牛刀小试。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小试,他也再没有机会尝试过。在他担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时,他又建议造万领铠甲,招兵买马,严格训练。可是这次官僚的应对更为直接和恶毒,一个叫王蔺的大臣干脆说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还说辛弃疾招兵买马,莫非是“旦夕望端坐‘闽王殿’”(暗示其想拥兵叛乱——笔者注)。这一招可谓恶毒至极,也有效至极,无奈之下,辛弃疾只好辞官还乡。
辛弃疾从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两次遭到弹劾,十八年在江西家中度过。无法估量,辛弃疾的闲居对南宋王朝究竟有多大的损失,但是这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失去了一次中兴的机会是无疑的。
和中国几乎所有的失意文人一样,在闲居的时候,辛弃疾找到了最后的救主:陶渊明。他说:“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他还说:“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但是,陶渊明最吸引辛弃疾的,并非常人见到的五柳居士的恬淡潇洒,而是在这恬淡潇洒后面高昂的头颅,在菊花丛中隐现的傲岸的身影。
如果我们剥去陶渊明所谓“隐逸之士”的外衣,还他本来面目,就可发现,这位所谓“浑身静穆”的诗人,何尝“静穆”,原来却是一位“金刚怒目”的铮铮汉子。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反抗精神,“我醉欲眠君且去”的率真态度,“性刚才绌,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的倔强性格,“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的高尚情操,都证明他不是一个“浑身静穆”的人。“岂知英雄人,怀志不得伸”(明张志道《题陶渊明归隐图》),这才是陶渊明的真实面目。他是积极进取的,也是壮志未酬的。
——张忠纲《辛弃疾与陶渊明》
遁归田园的隐士与壮志难酬的武士在南宋的田间就这样相遇了。不过在辛弃疾身上,金戈铁马的武士与激情澎湃的诗人完美地结合为一人。于是他在归隐时的很多田园诗便少了一些文人的酸腐气,多了很多田园的泥土香味。这些美丽的乐章,即使在数百年之后,仍然让人们嗅到宋朝稻花的香味,听到宋朝蛙声的和鸣。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很多士大夫对田园的歌咏,只不过出于偶尔一发的雅兴。如同城里人厌倦了高楼大厦,想到农家住住草房小院;厌倦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味,品尝一下野菜蕨根。而且很多文人的田园诗词,总是极力避免“俗”,即使是谈农夫,似乎农夫们都天生一副仙风道骨,绝非庸常泥腿子可比。可是辛弃疾却不避“俗”,不讳“实”,他的笔下不是经霜的秋菊,也不是傲雪的红梅,竟是普普通通的稻花,而这种带着泥土滋味的香气氤氲在词人路前的时候,他想到的跟一个老农想到的没有区别:丰年。
大俗,才是大雅。此时的词人,远离了杀声震天的沙场,也远离了危机四伏的朝堂,在这最平常却最切实的美中,沉醉于这最质朴也最原始的爱。
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若非将自己的身心沉醉于这文人们不屑一顾的乡村,谁能写出这样充满了温情的词句?被人讥为“掉书袋”的辛弃疾没有使用任何典故,没有佶屈聱牙的词句,平白如话,似乎是那个写诗之后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的白居易。词人笔下的田园,不再是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乌托邦,也不是仕途失意者最后的养伤地,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农村。如季续先生所说:“辛弃疾在农村词中,成功地塑造了农民的诗意形象,让农民第一次在词苑中获得了主人翁的地位。”(《辛弃疾农村词的艺术成就》)而温暖明媚的农村经他的笔,被存在了历史永远的记忆中,也因为这位伟大的词人,而再也无法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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