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陀罗在印度神话的众神之母阿底提的诸多儿子当中最为威严。为了生他,他的母亲都出现了血崩,差点呜呼哀哉。他刚一落地,就伸手去抓兵器。长大之后,他常常以各种面貌来到人间。有时是国王,有时是乞丐,有时是隐士,有时是武将。在年龄上,他也是变化莫测,有时是个糟老头,有时是个美少年,有时成为一个看不出年龄的畸形人。更出格的是,有时候他还要变成老虎、狮子、苍蝇、天鹅、鹦鹉,或者一个小小的甲虫。他虽然是个神,但他比较乐意干的事情,却是去勾引那些独守空房的女人,就像抠破唇边的一个青春痘似的,搞掉她们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贞洁。
在《圣经》中,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叫塞特。生完塞特,他又接着往下活了八百年,这期间他继续生儿育女。塞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以挪士。生完之后,也接着往下活了八百零七年,和他爹一样,这期间他也是继续生儿育女。许多许多代之后,出现了耶稣。又过了许多年,人类把耶稣诞生那一年,当成了公元元年。幸亏有了这个元年,否则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就会出现狗咬刺猬,无处下嘴的局面。也就是说,它和后来冒出来的有关“格林威治时间”的说法一样,意义都是很了不得的。
中国的神话典籍里,娶了日神月神,生日月并主宰日月运行的帝俊,在远古神话中显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一些神话学者想把他确立为主神,以此把神话碎片拼凑起来,让它“破镜重圆”,构筑起一个说得过去的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个帝俊长相奇怪,脖子上架的是个鸟头,生下的太阳儿子也是个鸟,是长着三只脚的乌鸦。已经有研究表明,那三只脚中,其实有一只是生殖器,而不是真正的脚。也就是说,当时的人看走眼了。此类走眼的事情,直到现在还时有发生。譬如在跑马场,有人看见马的生殖器吊在肚子之下,就喊有一匹马长着五条腿。当然,这个帝俊也生下了人间最好的帝王尧。尧之后的帝王,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其差别之大,可用龙种和跳蚤来形容。在漫长的历史里,如果有人想讨好最高当局,就说那人是尧帝转世好了。那人尽管知道那是在戴高帽,但还是会高兴得屁颠颠的。查了典籍,我们还会知道,关于帝俊和尧的关系,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帝俊其实就是尧。不光是尧,他还是后来的舜和禹。也就是说,和因陀罗一样,他也有着多种身份。他也喜欢女人,而且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似乎是永恒的王,永恒的权力的最高主宰。
所有的神话故事、神话人物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我们把耶稣看成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一个尊贵的神,当我们把他看成一个神的时候,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从上述三个故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与神话之间的联系。对神话故事的每一次重述,每一次注解,其实就是在神话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实际上,神话的结构和日常生活的结构,有着惊人的同一性。穿越了时间层,神话来到了我们之间,而我们穿越了时间层,在远古找到了我们诸种意识形态的源头。也就是说,对神话的重述,实际上是一种相向而行的运动。
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埋首于各种典籍、注释之中,犹如承受着一种酷刑,最后形成了一个七万字左右的文本《遗忘》。其副题叫《嫦娥奔月或嫦娥下凡》。在狮子王、唐老鸭、白雪公主这些形象诞生和东渐之前,蓝天比现在更遥远,同时也更接近,星光像萤火虫漂浮,同时也像燧石一样冷硬坚实。嫦娥的形象就在那蓝天之上、星光之间翩翩而行。不过这时的嫦娥是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而不是生了月亮的帝俊的老婆。随着年龄的增长,意识到身份的混乱以及各种权力关系,神话故事中的诗意,就比水中月镜中花还要虚幻了。换句话说,浪漫的诗意和神话的英雄劲头一旦遭遇日常生活,就荡然无存了。
存在着各种悖谬性的经验图景。神话当然不是历史,但神话确实又是历史,我们现在就咬定自己是炎黄子孙;神话当然是虚幻的,但各种典籍对它的记述,确实又是铁板上钉的钉子。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但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在经验世界里,它确实又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存在。用真实的材料来论证不存在的事情,通过辨伪的方式,来制造新的伪证,本来就是国人最擅长的伎俩。我们本来就是在悖谬性的境遇生存的人。我们的想象只有在权力认可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想象,而一旦认定它是合理的想象,我们就会认定它就是历史。而想象本身的意义,却被遗忘了。在各种悖谬性的境遇中,个人的真实性被置于了脑后,但被置于脑后的事实,确实又是个人的真实性所存在的疆域……
我关心这种由身份的多变和各种悖谬所带来的混乱。不消说,身份的多变和时间层的打破,又使得这种混乱与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相悖。就像陷入了庄生梦蝶的迷惘格局,在写作《遗忘》的时候,我经常感到上述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只是一种幻觉。当我试图清晰地去安排故事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这种表述对真实的遗漏和它在本质上的虚妄。换句话说,当我将人物的身份、故事的情节编排弄得不符合三律之后,我反而感到了一种快乐,一种接近我对事物的理解的快乐。而在这个时候,我对世界所应该有的清晰秩序的向往,反倒变得强烈了起来,就像从纸张的反面,来到正面。就像卡尔维诺所说,当他意识到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欲在写作中寻求怪诞之中的和谐、明快的时候,他才感到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
谈论自己的作品,说透了不好,不说透也不好,就像糖尿病人吃糖不成,不吃糖也不成,就像一个人先把自己扒光了,而对方可能还无动于衷呢。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多少吃一点糖,裤衩无论大小,还是要稍留一点,以备有个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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