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床很早。这一夜我几乎每隔半小时就会醒过来,走到我可怜的小客人身边,仔细地看看她。她在发烧,有轻度的谵妄。不过早晨她睡得很沉。我想,这是个好兆头,但我在早晨醒来以后,决定趁可怜的孩子还在睡觉的时候,赶快去请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他是好心的单身小老头,很久以来就和自己的德国女管家住在弗拉基米尔街。我去找的就是他。他答应十点钟来。我到他那儿的时候是八点。我非常想顺路去看马斯洛鲍耶夫,不过我打消了这个主意:经过昨天的那番折腾,他大概还在睡觉,而且叶列娜可能要醒了,她发现自己睡在我家里,没有我她会害怕的。她有病,在这种情况下她可能已经忘了,她在什么时候,怎样来到了我这里。
她醒的时候我刚好进屋。我来到她跟前,关切地问她觉得怎样?她没有回答,她那富于表情的黑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我。我从她的目光里看出,她全都明白,神志完全清醒。她不回答我,可能是由于向来的习惯。她昨天和前天到我这里来,对我的一些问题一声不吭,只是突然目不转睛地看了我好久,在她的目光里既有困惑和强烈的好奇,还有一种奇怪的傲气。而现在我发觉她的目光很严厉,仿佛还流露出不信任的神气。我伸手摸摸她的前额,想试试她有没有热度,可是她用她的小手默默地把我的手轻轻推开,并且转头把脸对着墙壁。我走开了,免得打扰她。
我有一把很大的铜茶壶。我早就在用它代替茶炊烧开水了。木柴我有,门卫每次都给我送来够用五天的木柴。我生炉子,取水,把茶壶坐上。在桌子上摆好了我的茶具。叶列娜向我转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一切。我问她要什么?可她又把头转了过去,什么也没有回答。
“为什么她会生我的气呢?”我想。“古怪的小丫头!”
我的那位老医生在十点钟准时来了。他以德国人的细心检查了病人,他说,虽然有热病的症状,但没有什么大的危险,这使我放心多了。他又说,她可能有别的慢性病,如心动过速之类,“不过这需要进行特别的观察,她目前没有危险。”他给她开了一剂药水和一种药粉,与其说是由于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习惯。于是他立刻开始向我打听:她怎么会在我家里?同时他诧异地到处参观我的住处。这个小老头儿特爱唠叨。
叶列娜使他大为吃惊;他为她号脉,她却把手缩了回去,也不肯把舌头伸给他看。对他的所有问题都一句话也不回答,老是盯着看他脖子上摆来摆去的巨大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她大概头痛得厉害,”小老头指出道,“不过您看她那目光!”我觉得没有必要同他谈叶列娜,只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有事就通知我,”他临走时说。“现在没有危险。”
我决定整天陪着叶列娜,在她完全康复之前尽可能不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但是我知道,娜达莎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老是等不到我,会非常焦急,所以我决定,至少要给娜达莎寄一封信,告诉她今天我不能去她那儿。可是却不能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写信。她曾亲口请我永远不要寄信给她。有一次在娜达莎生病期间,我写了个通知寄给她,后来她说:“看到你的信,老头子会绷着脸,他非常想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可就是不好意思问,鼓不起勇气。于是整天闷闷不乐。而且,我的爷,你写信给我,只是吊我的胃口。请问,写十行八行有什么用!想详细问问清楚,你却不在。”所以我只给娜达莎写,在到药房去送处方时,顺便把信也寄了。
这时叶列娜又睡着了。她在睡梦中微微呻吟、颤抖。医生说得对,她头痛得厉害。偶尔她会轻轻地叫喊,醒了过来。她甚至悻悻地看着我,好像我的关心使她特别难受。说实话,这使我很伤心。
十一点马斯洛鲍耶夫来了。他心事重重,好像六神无主;他只能来一会儿,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
“嗯,老兄,我知道你的生活不怎么样,”他四面看看说,“可是,真的,没想到你会住在这样的一个箱子里。这是箱子啊,哪里是什么住房。不过,这倒没啥,问题是这些不相干的琐事让你不能专心工作。昨天在我们去找布勃诺娃的路上,我就在想这件事了。我嘛,老兄,就我的天性和我的社会地位而言,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自己干不出什么正经事,却教训别人去干。现在你听着:我明天或后天也许到你这儿来,而你一定要在星期天上午到我家里去一趟。到那时,我希望这个小姑娘的事能彻底了结;也就是在那时,我要和你严肃地谈一谈,因为必须认真地考虑你的问题了。昨天我只是对你暗示了一下,现在我要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最后,你告诉我:你认为暂时在我这里拿点钱用,就不光彩了吗?……”
“别和我吵啦!”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最好说说,昨天你们那里是怎样收场的?”
“没说的,结果好极了,目的已经达到,懂吗?现在我没有时间。我来这儿,只是要告诉你,我没有时间,顾不上和你谈谈;再顺便问一下:你把她安排到别的地方去,还是你想自己收留她?因为这件事该考虑,该决定了。”
“这一点我还不能肯定,老实说,我在等你,想同你商量一下。比如说,我以什么理由收留她呢?”
“嗳,那有什么,就说是女佣也行嘛……”
“不过,请你把声音放低一点。她虽然有病,但神志十分清醒,我发觉,她看见你时好像抖了一下。想必她是想起了昨天的情形……”
这时我对他讲了她的性格,以及我在她身上所发觉的种种情况。马斯洛鲍耶夫对我的话很感兴趣。我又补充道,也许我会把她安排到一户人家去,于是对他稍微谈了谈我的那两位老人家。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经多少知道了娜达莎的故事,我问他怎么会知道呢?
“没啥;好久以前了,无意中听人说起,和一个案子有关。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是认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你想把她送到那两位老人家里,这很好。要不,她只会使你受到干扰。还有,她需要一张身份证。这不用你操心,由我来办。再见,你要常来啊。她怎么,睡着了?”
“好像是,”我回答说。
可是他刚一走,叶列娜马上就叫我了。
“这是谁?”她问。她的声音在发抖,不过她还是用那种专注而又似乎傲慢的目光看着我。我对她的目光不能有别的形容。
我说,他叫马斯洛鲍耶夫,又告诉她,我正是通过他才从布勃诺娃的手里把她夺了过来,布勃诺娃很怕他。她蓦地满脸泛起红晕,想必是由回忆引起的。
“现在她永远不会到这里来了吗?”叶列娜问,不放心地看着我。
我连忙安慰她,叫她放心。她沉默了,用她那热乎乎的手指拿起我的一只手,但马上又把它丢开,仿佛醒悟过来似的。“她不可能真的这样讨厌我啊,”我想,这是她的习惯,或者……或者可怜的孩子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以至她对世界上的任何人也信不过了。
到了规定的时间,我去取药,同时到一家熟悉的饭店去了一趟,我有时在那里吃饭,可以赊账。这一次我从家里出来时,带了一个手提饭盒,在饭店里给叶列娜要了一份鸡汤。但她不想喝,只好暂时放在炉子里。
给她服了药,我坐下来工作。我以为她睡着了,无意中看看她,却突然发现她抬起头,在专心地看我写字。我假装没有注意到她。
后来她真的睡着了,我非常高兴,因为她睡得很平静,没有说胡话也没有呻吟。我想起心事来;娜达莎因为不了解情况,不仅会因为我今天不去见她而大为生气,而且,我想,还会因为在她也许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漠不关心而伤心。现在她甚至可能会遇到麻烦,可能有什么事要委托我去办,而我却偏偏不在。
至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我根本不知道,明天在她面前我该怎样为自己辩解。我想呀想,突然决定她们那里我都要跑一趟。我顶多离开两个钟头。叶列娜睡着,不会听见我离去的声音。我跳了起来,披上大衣,拿起帽子,可是我刚要走,叶列娜突然喊了我一声。我觉得很奇怪:莫非她刚才是装睡?
顺便说说:虽然叶列娜装出一副样子,好像不愿和我说话,但这频频呼唤,这种向我倾诉困惑的渴望,说明情况恰恰相反,我承认,这甚至使我很高兴。
“您想把我往哪里送啊?”我走到她跟前时,她问。她提出问题时总是很突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一次我甚至未能马上就明白她的意思。
“不久前您对您的朋友说过,您要把我送给一户人家。我哪里也不去。”
我向她弯下了腰,她又浑身发热,热病的症状又恶化了。我开始安慰她,要她放心,我向她保证,如果她愿意留在我身边,我决不会把她送走。我一边说,一边脱了大衣和帽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把她一个人留下。
“不,您走吧!”她说,她马上就看出我想留在家里。“我要睡了;我一会儿就能睡着。”
“你一个人在家怎么行呢?……”我吃惊地说,“不过,两个钟头之后我一定回来……”
“那您就走吧。要是我卧病一年,您就一年不出门吗,”这时她想笑笑,而且有点儿古怪地望着我,仿佛在努力克制心里激起的一种善良的感情。可怜的孩子!她的一颗善良温柔的心显露出来了,尽管她那么落落寡合,尽管她表面上那么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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