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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第四章（第5页）

安杰尔表现得很听话，而且他看起来比我印象中的要瘦了一圈。我心想，为什么我以前会觉得他那么讨厌，而眼看着站在我面前两步远的玛莎，我又心里奇怪，我们那段若即若离的爱情生活为何曾经那么重要。现在看来，它似乎全然独属于太子港，属于宵禁期间的恐怖与黑暗，属于无法拨通的电话，属于戴墨镜的通顿·马库特，属于暴力、不义与折磨。就像某些葡萄酒一样，我们的爱情既无法酝酿成熟，也经不起长途运输。

主持弥撒的神父是个年轻人，和菲利波年纪相近，身上带着混血儿特有的浅色皮肤。他借用使徒圣多马40的话作了一番十分简短的布道。“我们也去耶路撒冷和他同死吧。”41他讲道，“教会处在俗世中，它是俗世中诸多苦难的一部分，尽管基督责备他的门徒不该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42但对所有那些不忍见到他人受苦而使用暴力的人，我们心里仍会感到同情。教会谴责暴力，但它谴责起冷漠来更加严厉。暴力可以是爱的表达，冷漠却绝对不是。前者是不完美的慈悲，后者是完美的利己主义。在充满恐惧、怀疑与混乱的时代里，一个门徒的单纯和忠心之举促成了从政治上解决的办法。虽然他错了，但我宁可跟圣多马一样有错，也不愿和冷漠懦弱之人同站在正确一边。让我们也去耶路撒冷和他同死吧。”

史密斯先生悲哀地摇着头，这段布道实在不合他的口味。里面有太多酸性，太多人类的激情了。

我看着菲利波走到祭坛围栏前去领取圣餐，他那一小队人马也大部分跟在后面。我心想，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向神父告解，忏悔自己使用暴力的罪行；不知道他是否向他们提出要求，让他们抱着坚定的决心赎罪悔过。弥撒结束后，我发现自己站在玛莎和孩子的身边。我注意到安杰尔刚才一直在哭。“他爱琼斯。”玛莎说。她牵起我的手，带我走进教堂里的一间侧室：我们单独相处，身边只有一座面目可憎的圣克莱尔43的塑像。她说：“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知道了。路易被调去了利马。”

“这难道真算得上是坏消息？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头了，不是吗，你和我？”

“是吗？琼斯已经死了。”

“和我比起来，安格尔才更在乎他。最后那天晚上你把我气坏了。就算你不担心琼斯，你也会去担心其他人。你是在找借口好跟我分手。我从没和琼斯睡过。你必须相信我的话。我爱过他——方式却和爱你很不一样。”

“是啊。现在我可以相信你了。”

“但你当时却不肯相信我。”

说到底，她竟然一直对我忠贞不渝，这个事实真是讽刺，然而现在，它似乎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几乎希望琼斯曾享受过他的“乐子”。“你的坏消息是什么？”

“马吉欧医生死了。”

我向来不知道父亲的忌日，如果他已经去世的话，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和我能信赖的最后一人突然分别的感受。“他是怎么死的？”

“官方的说法是他因顽抗拘捕而死。他们指控他是卡斯特罗的间谍，是个共产主义者。”

“他的确是共产主义者，但我非常确定，他没给任何人当过间谍。”

“事情的真相是，他们派了一个农民到他家门口，请他出门救治一个生病的孩子。他刚走到屋外的小路上，通顿·马库特就从车上开枪打死了他。现场有目击证人。他们还打死了那个农民，但很可能不是故意的。”

“这种事必然会发生。‘爸爸医生’可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把城里那家小旅店的名字告诉了她。“要我来看你吗？”她问，“今天下午我能过去。安格尔有朋友陪。”

“如果你真的想来。”

“我明天就要去利马了。”

“如果我是你，”我告诉她，“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的。”

“你会写信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吗？”

“当然。”

我在旅店里枯坐了一整个下午，怕万一她会过来，但我很高兴她没有出现。我想起从前我们有两次做爱都被死人搅黄了——首先是马塞尔，其次是前部长。现在是马吉欧医生，他已经加入了那些尊贵高尚、克制守纪的人物的行列；他们都在谴责我们的轻浮举动。

到了傍晚，我和史密斯夫妇以及费尔南德斯先生一起共进晚餐——史密斯太太做我的翻译，她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西班牙语，可以胜任这个角色，而费尔南德斯先生也能说上几句英语。我们达成了协议，我会在费尔南德斯先生的公司做一名小股东。我要处理那些去世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业务，而史密斯先生也承诺，等他的素食中心建成以后，他会分给我们一些股份。史密斯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公平，因为他的素食主义一旦推行成功，我们的生意可能就会受到不利影响。要不是因为暴力在几个月后也来到了圣多明各，那座素食中心也许真的已经建成了——暴力让费尔南德斯先生和我自己的生意很是红火了一阵。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业务主要都归费尔南德斯先生那边所有。和英国人比起来，黑人更容易遭到杀害。

那天夜里，我回旅店房间以后，在枕头上发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死者的信。我永远无法得知是谁把它送来的。前台接待员什么也告诉不了我。信上没有署名，但字迹毫无疑问是出自马吉欧医生之手。

“亲爱的朋友，”我读道，“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我曾经爱过你的母亲，而在这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我想和她的儿子说几句话。我的时间很有限：敲门声随时都会响起。他们不太可能会按门铃，因为就像往常一样，这里的供电被切断了。美国大使即将重返海地，星期六男爵肯定会献上一份小小的贡品作为回馈的赠礼。像这样的事情在全球各地都会发生。他们总能找出几名共产主义者当牺牲品，这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一样。你记得吧，那个败守台湾的蒋介石，也曾下令把共产党员投进火车锅炉里残忍杀害。天知道‘爸爸医生’会觉得我在哪一项医学研究中能派上用场。我只请求你记住这个大个子黑人44。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史密斯太太指控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指控’这个字眼用得太重了。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痛恨世间的不公正。但我已经开始讨厌‘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了。它经常只是被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经济计划。我当然信奉那种经济计划——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时段里，在海地这儿，在古巴，在越南，在印度。可是共产主义，我的朋友，比马克思主义范围更广，就像天主教——别忘了我生来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并不仅仅是罗马教廷一样。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奥秘存在。我们是人道主义者，你和我都是。也许你不肯承认这一点，但你是你母亲的儿子，你也曾经走过那段危险的旅途，而我们所有人在临死之前都必须要走那条路。我宁可让双手沾满鲜血，也不愿像彼拉多那样用清水洗手。45我了解你，也很爱你，我相当用心地在写这封信，因为这很可能是我与你交谈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封信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的手中，但我还是要委托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传送过去——虽然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我不是指我那贫穷渺小、无足轻重的祖国海地），无人能够确保它一定可以送到。我恳求你——只要响起一下敲门声，我可能就无法写完这个句子，因此请你把它看作是一个临终之人死前最后的恳求——即使你曾抛弃过一份信仰，你也不要去抛弃所有的信仰。这个世上总会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我们失去的信仰。或者那其实就是同一份信仰，只不过掩盖在另一副伪装下面？”

我想起玛莎对我说过：“你是一个未能如愿的神父。”一个人在别人的眼中肯定不晓得有多古怪。我可以肯定，我早就把世间牵挂抛在身后，留在那座耶稣会圣母往见学校里了：我扔下了它，一如当年在奉献仪式上扔下那枚轮盘赌筹码。我早就觉得自己不只是缺乏爱的能力——许多人都缺乏这种能力，可我甚至连感觉内疚都做不到。在我的世界里既无高岗也无深渊——我看见自己身处一片广袤的平原中，在无边无际的平地上持续不停地行走着。曾几何时，我或许还有可能走出不同的人生方向，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在我年幼的时候，往见学校的神父们告诉过我，有一种考验信仰的方法是这样的：一个人要随时准备好为信仰而死。如此说来，马吉欧医生也是这么想的，但琼斯又是为了哪一种信仰而甘心赴死的呢？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梦见琼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那片平原之上，他躺在我身旁一堆干燥的石头中间，对我说：“别再叫我去找水了。我做不到。我累了，布朗，累了。演了七百场演出，我有时候都会忘记自己的台词了——而我其实只有两句话要讲。”

我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死啊，琼斯？”

“那是因为我的角色需要，老兄，我的角色需要啊。不过我有这么一句很滑稽的台词——等我说出口的时候，你会听见整座剧场里的人哄堂大笑。特别是女士们。”

“是哪一句台词？”

“问题就在这儿啊。我把它给忘了。”

“琼斯，你必须想起来。”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必须说——你要看着这些该死的石头——‘这是一个好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直到眼中涌出了热泪。然后你要说：‘让私生子睡觉的好地方？’然后我回答：‘我不是这意思。’”

电话铃声惊醒了我——刚才我睡过头了。我迷迷糊糊地听出，是费尔南德斯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在传唤我去处理我的第一笔业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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