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巴库还躺在车下,边修车边吹着口哨,是《罗摩衍那》里的一对儿对句。等从车下钻出来后他还乐呵呵地说道:“你们等急了吧?”
我们终于准备完毕。还好巴库没有修坏发动机,它还能点上火。我的行李被装上了车子,我这就要永远离开这所房子了。
这时我母亲说:“等一下。”
她把一个盛了牛奶的铜壶放在门口。
我现在也闹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扇门很宽,足够过一辆汽车,那壶大约四英寸宽,就放在正中间。我记得我是蹭着门边走的,根本没有靠近那只铜壶,但我还是把壶给踢翻了。
母亲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我说:“这是不祥的兆头吗?”
她没有回答。
巴库在按喇叭了。
我们上了车,巴库发动了汽车。车子沿着米格尔街开到赖特森路,又朝南码头开去。一路上我没朝窗外看一眼。
母亲一面哭一面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米格尔街上看到你了。”
我说:“为什么?就因为我踢翻了那壶牛奶?”
她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为打翻的牛奶掉泪。
直到车子开出了西班牙港城郊,我才朝外面望去。天气晴朗而炎热。稻田里一些男女在干活,路边的一个水塔下一群孩子正在洗澡。
我们及时赶到了皮亚尔科。这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得到那份奖学金。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我很害怕。一群肥硕的美国人在酒吧喝着不知名的饮料,那些戴着太阳眼镜的美国女人一脸傲慢,讲起话来嗓门特别大。他们看上去都挺富有挺自在的。
接着广播里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说,二〇六次航班的起飞时间推迟六个小时。
我对母亲说:“我们回西班牙港吧。”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会在候机厅里遇到那帮美国佬,我只希望和他们碰面的时间越短越好。
回到米格尔街,我最先看见的就是哈特。当时他正拖着脚从咖啡馆里出来往回走,胳膊下还夹着一张报纸。我朝他挥了挥手叫了起来。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以为你这时已经在天上了呢。”
我很失望,倒不光是因为遭到了哈特的冷遇。我失望,是因为我走了,注定要永远地走了,可米格尔街上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有丝毫变化。
我看了看门口那只被打翻的铜壶,然后对母亲说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呢?”
她笑了,看上去很高兴。
我和母亲、巴库叔叔以及他太太一起在我家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又沿着那条通向皮亚尔科的滚烫的马路返回机场。飞机已经在等着啦。我认出了一个海关官员,他免检了我的行李。
播音员的声音冷静而又漠然。
我拥抱了母亲。
我对巴库说:“巴库叔叔,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想我听见你车子的挺杆有撞击声。”
他的眼睛一亮。
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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