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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和吉罗迪亚先生 1967（第1页）

在60年代，时常出现署名为吉罗迪亚先生，或他的某个朋友的回顾性的文字，涉及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的《洛丽塔》和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些无聊的回忆总是包含事实上的错误，我也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写信指正，然而，如我欣然察觉到的，我们灵活的传记作家表现出某种撤回的波状运动。一篇特别雄心勃勃的文章，有着特别严重的错误，被他发表了两次——一次发在巴尼·罗塞特的《常青评论》上（37辑，1965年9月），题为“洛丽塔、纳博科夫和我”，另一次收入他自己的文集（《奥林匹亚读者》，格罗夫出版社，纽约，1985年），题为“《洛丽塔》的悲伤和忘恩负义的历史”。因为我审慎地保存了我和吉罗迪亚先生的所有通信，我确信能够导致他那一部分的撤回。

我保存的一份文件，题为“协议备忘录”（签于1955年6月6日，签约双方为纳博科夫先生，康奈尔大学，伊萨卡，纽约和奥林匹亚出版社，内勒路8号，巴黎），其中两项条款可以作为目前状况的一种格言。为方便读者，现采用分节歌形式：

八

如果出版方破产

或不能按条款提供账单和支付版税，

现有协议自动作废，

版权归作者所有。

九

出版方将在每年的6月30日和12月31日

提供销售数量的说明，

分别在这些日期的一个月内按条款

给作者支付版税。

第八款第一行文字如此明白地预言了1964年12月14日发生在吉罗迪亚先生身上的事，那漂亮、动人，几乎是萨福风格的声调抑扬的最后一行（“版权归作者所有”）对理解吉罗迪亚先生所谓“我们之间令人困惑的冲突”十分重要。还需注意的是，在花很大的篇幅描述对我的态度感到失望的同时，他在文章中从不提及一个作家抱怨与出版方关系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即这一事实，吉罗迪亚先生一再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固执，不能履行协议第九款。通过强调结果掩盖原因，他解释我们的关系时采取了一种可笑的态度，使这种关系显得是：在十年期间，我始终对一个困惑的施主大发雷霆。

《洛丽塔》完稿于1954年初，那是在纽约的伊萨卡。我最初想在美国出版，但这一努力的结果却是令人伤心和恼火的。那年的8月6日，在新墨西哥的陶斯，我写信给巴黎的埃尔加夫人，告诉她我的烦恼。她在法国安排出版过我的一些俄语和英语书，我现在请求她在欧洲找人出版《洛丽塔》的英语原著。她回信说她可以设法出版。但一个月后，当我回到伊萨卡（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俄国文学），我写信给她说我改主意了。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有新的希望了。但这一希望又逐渐消失了。第二年春季，我再次和埃尔加夫人联系，写信告诉她（2月16日），如果她还想出版，西尔维亚·比奇“也许会有兴趣”。她没有回信。1955年4月26日，埃尔加夫人收到我的打字稿。1955年4月26日，一个有预见的日子，她说她找到了一个可能出版此书的出版商。5月13日，她说了那个人的姓名。就这样，莫里斯·吉罗迪亚走进了我的生活。

吉罗迪亚先生在文章中再三强调1955年以前我在默默无闻中受煎熬，而他则帮助我摆脱了这种处境。另一方面，我实话实说，在埃尔加夫人提到他名字之前，我压根不知道有他这个人，或他的事业。他作为奥林匹亚出版社创办人被介绍给我，这个出版社“最近出版了《“O”的历史》（我听说这部小说受到行家称赞）”，他还是“橡树丛书”的负责人，“这套书的艺术价值令人赞赏”。他想出版《洛丽塔》不仅因为此书写得好，还因为（如埃尔加夫人1955年5月13日给我的信中所说）“他认为，这将会导致对书中描写的独特之爱的社会态度的改变”。这是一种虽然荒唐可笑，但也算正经的想法，不过，热情洋溢的商人往往唱高调，没人太在意。

1940年后我没去过欧洲，对色情图书也没兴趣，因而对吉罗迪亚先生雇用文人并资助他们写色情小说的事（他在别的场合说过）一无所知。我想过这个令人心痛的问题：要是我在1955年5月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是否会欣然同意让他出版《洛丽塔》？老天啊，我也许还会同意，但决不会如此欣然了。

现在我要指出吉罗迪亚先生文章中许多不可靠的文字，还有一些狡猾的失实之处。出于某些原因（我过于天真大概无法把握），他在文章开头提及我过去的一份简历，他说这是1955年4月，我的经纪人连同《洛丽塔》打字稿一起寄给他的。这简直是荒唐。我的文件表明，只是很久以后，即1957年2月8日，他

要求我将“所有生平及著作资料”寄给他，以用于他的小册子《“〈洛丽塔〉事件”》（他出版这本小册子以打破法国对小说的出版禁令）；2月12日，我给他寄去照片、一份著作目录及一份简短的简历。像一个跟在无辜路人后面起哄的小流氓，吉罗迪亚先生现在用简历中的事来取笑，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或我在侨民圈子里获得了“相当大的名气”。所有这些都是他自己（添油加醋、四处收集）1957年在小册子中发表的！

另一方面，他现在不再因“编辑”《洛丽塔》引以为豪。1960年4月22日，我不得不写信给《纽约时报书评》（一个我不熟悉的人可笑地恭维吉罗迪亚先生）：“波普金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洛丽塔》的第一个出版者吉罗迪亚先生，说我‘应他的要求，对小说作了一些改写’。我希望纠正这种荒唐的说法。根据吉罗迪亚先生缺乏自信的建议所作的唯一改动只涉及英文版中一些细微的法语措辞，如‘bon’、‘c'estmoi’、‘maiscomment’之类，他认为不妨译为英语，对此，我表示同意。”

我不是到1957年，根据吉罗迪亚先生的说法，当协议对我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成功非常重要”的时候才诅咒与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关系的，而是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那就是说，在我和吉罗迪亚先生签约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从一开始，我就与他跟我商业交往中的那种特别的氛围格格不入，这是一种疏忽、推诿、拖延和虚伪的氛围。我在给经纪人的信中，多次抱怨这些怪事，经纪人忠实地把我的抱怨转达给他，但他在叙述我们之间长达十年（1955—1965）的关系时从不作出解释。

吉罗迪亚先生写道：“我几乎没有收到返回的校样（他1955年7月收到的），这时，纳博科夫发来一份电报（8月29日，吉罗迪亚沉默一个月后）说，‘《洛丽塔》什么时候出版？很着急。请回我的信’——这种恳求的电报不知有多少作者向（聪明、冷静、仁慈的）出版商发过。”这一也许机智、逗人但轻率无礼的言论愚弄不了什么人。吉罗迪亚先生这儿暗示一个此前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的年轻作者那种典型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实际上，我已经五十六岁，自1925年来，我跟——包括现在的——至少十多个出版社签约过，也从未有过斤斤计较和闪烁其词，如吉罗迪亚先生形容他的受害者那样，也许这不是故意的，看起来正是他古怪性格的一部分。事实上，有两个特别的问题让我着急，而且我得不到回答。其中主要的是版权问题：这部小说必须以作者的名字在华盛顿重新注册，为此，我得知道确切的出版日期，以便填在申请表上。1955年10月8日，我终于收到了样书的复印件，但只是在11月28日，经过更多的“恳求”，我才得知《洛丽塔》于1955年9月15日出版。第二个问题涉及钱——这证明是吉罗迪亚先生所谓“《洛丽塔》的悲伤和忘恩负义的历史”的“主题”。我的恩主同意预先支付40万“老”法郎（约1000美元），签约那天（1955年6月6日）付一半，另一半出版后再付。他一个月后才付第一笔钱。我妻子不清楚吉罗迪亚先生何时会付第二笔钱。但对他来说很容易说清楚。我不断写信提醒他第二张支票。我告诉他（10月5日），“我为快乐写作，但出版则为钱。”在我的经纪人的强烈要求下，在既定付款日期三个多月后，他到12月27日才付了第二笔钱。

我对版权的忧虑没有结束。用吉罗迪亚先生喜欢的话来说，因我“并不在意”，他在小说的版权页上注明“1955年版权归纳博科夫”的地方加上了“和奥林匹亚出版社”。1956年1月28日，我从华盛顿版权部门获知，如果小说要在美国再版（五年内就有望出版），这一（未经我同意的）版权归属会引起麻烦。有人建议我从吉罗迪亚先生那儿得到一份“转让或放弃”文书，我马上就要求他寄我这样一份文书。我没有得到回复（就像“不知有多少作者”得不到来自出版社的回复一样），我就一再给他写信，只是到4月20日（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了那份我要求的文书。要是我没有预见性地维护版权，当“我们的”书在美国出版时，吉罗迪亚先生会是什么角色呢？这一猜想是很有趣的。

到1957年初，我还是没有收到自小说1955年出版后的任何财务说明。根据协议第九款，我可以终止协议，但我决定还是再等等。我一直等到1957年3月28日才收到账单，但寄来的账单并没有按既定条款包括全部的财务说明。

不寄账单的烦人事再次发生。到1957年8月底，我还没有收到7月31日前就应寄出的当年第一季度的任何账单。9月2日，吉罗迪亚先生要求延期两个月，我同意等到9月30日，但什么也没有，我对这种失信的事已经受够了，便建议他（10月5日）将所有的版权归还给我。他立即支付了44220“老”法郎，我也就心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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