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8日,詹姆斯·莫斯曼为BBC—2台采访我,在他提的五十八个问题中,四十个问题我根据在蒙特勒写好的卡片作了回答并录音。当年10月23日,《听众》全文发表了这次采访。收在这儿的文章来自我最后的录音稿。
您说过您探索时间的牢笼,却发现没有出口。您仍然在探索吗?这不可避免是一种孤独的旅行吗?
我不善言辞,我希望我们的听众不介意我使用笔记。
我在《说吧,记忆》第一章中描述的那种对时间牢笼的探索只是一种风格上的设置,意在引入我的主题。
记忆经常表现为生活的碎片,多多少少能被回忆起来。您觉得任何主题能从一个生活片断贯穿到另一个生活片断吗?
在漫长的人生中,每个人都会总结出事物间的一些相互联系。当我经历人生沧桑时,我也要再一次回想过去,寻找答案。
人与人之间最牢固的联系就是他们共同囚禁于时间吗?
不能一概而论。共同囚禁于时间的感觉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根本感觉不到。空泛的议论充满了漏洞和陷阱。我知道,对老年人来说,“时间”只意味着“时钟”。
我们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意识到意识的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我不仅知道我是谁,还知道我知道我是谁,这样我便属于人类。其余则是思想的光荣、诗歌和对宇宙的想象。就此而言,类人猿与人的区别远大于单细胞变形虫与类人猿的区别。类人猿的记忆与人类记忆的差别就是&这一符号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差别。
以您自己作为一个儿童的意识觉醒来判断,您是否认为,运用语言、句法、相关观念的能力是我们学习成人的结果,犹如我们是编程的计算机,或者我们开始运用一种独特的、我们自己内在的能力——称之为想象力?
比起最聪明的计算机,世上最蠢笨的人也是一个最全面的天才。我们怎样学习想象和表达是一个谜,难以表述和破解的谜。
在对您自己的过去进行的敏锐审视中,您能发现形成您艺术风格的因素吗?
能的——除非我通过唤醒它们的方式,回顾性地将它们再次塑型。在隐喻的游戏中,有许多的互动。
当您回顾时间的一个片刻,包括它的形状、声音、色彩和所有者,这整个的画面有助于战胜时间,或提供通向神秘的线索?或这便是它能贡献的快乐?
让我引用《爱达》中的一段文字:“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时间的意识是一种持续变化的意识。……另一方面,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时间只是形成过程中的记忆。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中,从摇篮到临终病榻,意识的基础逐渐成型和不断强化,这也就是强者的时间。”这是凡的话。凡·维恩是小说中一个有魅力的反面角色。我并不确定是否完全同意他的关于时间结构的观点。我觉得不能完全同意。
不可避免的细节的扭曲会使您为之不安吗?
不会。回忆中意象的扭曲不仅可能因节外生枝而增加美感,而且会给过去不同的时间片断提供信息方面的联系。
您说过您内在的“我”有时会反抗一个小说家,为什么?(注:我想起您因把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历给予小说人物而懊恼。)
一个人如果把宠物留在邻居那里,并再也不会回去带走宠物,他会因此而怨恨自己。
您把对过去的一些回忆给了小说人物,这会减轻过去的负担吗?
人对过去的记忆会因披露而淡化。这就像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和飞蛾被无知的外行挂在充满阳光的客厅的墙上,以便陈列观赏,几年后,它们就逐渐褪色,成为一种可怜的单调的色彩。鳞翅目昆虫的宝蓝色不易褪色,但即便如此,聪明的收藏家也会将标本放在干燥而光线暗淡的柜子里。
您曾经写您自己犹如“从我遥远的、孤寂的、荒无人烟的时代的山脉”向外眺望。为什么是荒无人烟?
因为一座荒岛比一座沙滩上有着脚印的岛屿更值得期待。何况,“荒无人烟”在这儿有直接的意义,因为我的许多老伙伴已经离我而去了。
您身上的贵族气息是否使您鄙视小说家?或者只是英国贵族对文人反感?
普希金既是诗人,也是俄国贵族,他常常让上流社会感到震惊,因为他声称写诗是出于个人乐趣,而发表则是为了金钱。我也如此,但我从不让什么人感到震惊,也许除了我以前的一个出版商,他常无视我的严正要求,说我是一个极好的作家,无须预支太多的稿酬。
回顾和颂扬往日时光的能力是您的一个特质吗?
我不认为是我的一个特质。我可以举出英国、俄国和法国许多作家的例子,他们至少和我做得一样好。有趣的是,我注意到,每当提到我使用的三种语言时,我就用这样的排列次序,因为这一排列有着最好的节奏感,无论是扬抑抑格,还是抑抑扬格。这是韵律方面的一个小经验。
您有过幻觉的经历吗,如幻听或幻视?如果有的话,那这些幻觉有启发性吗?
当我在长时间的写作和阅读后进入梦乡时,我经常享受(如果这个词用得恰当的话)瘾君子的那种感觉——持续的、异常明亮的、不断变化的画面。每个晚上出现的画面未必雷同,但在同一个夜晚,画面是同一个系列的。在某一个夜晚,画面可能是万花筒般的不断组合和变形的彩绘玻璃的图案;而另一个夜晚,则是有着一只可怕的不断睁大的蓝眼睛的外星人或超人的面孔;而最奇特的一组画面(我清楚地见到)是一个死去多年的朋友,朝我转过身来,在我眼前与另一个熟人的身影慢慢融为一体。至于幻听,我在《说吧,记忆》中描述过,当睡在床上时,常常会有断断续续的电话交谈声在耳中响起。关于那些费解的现象的报道可以在由精神病学家收集的个案中读到,但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至于弗洛伊德,免谈!
您最好的回忆似乎与美好的日子相关,高大的常青树、阳光照耀在巨石上,一个和谐的世界,人类生活到永远。您利用过去以便对不怎么和谐的生活进行抗争吗?
我的回忆所涉及的那个时段,即1903年到1940年间,我的生活总保持着一种和谐和常青的状态。我对童年俄国的激情已代之以新的兴奋,代之以寻找新蝴蝶的山中探险,代之以和谐的家庭生活,代之以小说创作的巨大快乐。
写小说是快乐还是苦差事?
当我构思一部作品时,苦乐参半;当我同写作工具及写作内容较量时则是令人痛苦的恼怒——铅笔要削尖、卡片得重写、膀胱要排光、字常会拼错需要时时检查。随后,读秘书准备好的打字稿、纠正我和秘书犯下的大大小小的错误、誊清改过的稿子、纠正弄错的页码、记住需要删节或添加的东西。校对时再重复这一过程。打开光洁漂亮的厚厚样书——发现了一处愚蠢的勘漏,正是我的失察造成的。差不多一个月后,我习惯了书的最后阶段,习惯了给它在精神上断奶。我现在怀着一种奇妙的温柔注视着它,如同一个男子看着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儿子的年轻妻子。
您说您对批评家不感兴趣,然而,您却因爱德蒙·威尔逊对您的评论而大为恼火,并给予猛烈的回击。看来您还是很在乎的。
我从不因自己的艺术作品受到批评而反驳,不怀好意的批评之箭伤不了我,更不用说击中要害,我的盾牌即是那些沮丧的弓箭手所称的我的“自信”。但当我的学问受到质疑,我就不能置之不理,我的老朋友爱德蒙·威尔逊因而撞到枪口上了。我也会因素昧平生的人以虚假而低俗的臆想侵犯我的隐私而感到恼怒,如厄普代克先生在一篇算得上聪明的文章中荒谬地暗示:我的一个小说人物,粗鲁又风骚的爱达“在某些方面,像是纳博科夫的妻子”。顺便说一下,我也收集剪报,作资料用,也供消遣。
您视自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纳博科夫,还是一个娱乐者、一个苦工、一个天才?
“天才”这个词用得太随意了,是不是?至少在英语中是这样,而它的俄语对应词“geniy”则是一个发音低沉、充满敬畏之意的用词,只适用于很少一些作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普希金、托尔斯泰。对那些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契诃夫,俄国人用另一个词“talánt”,即“有才华的”,而不是“天才”。这是语义差异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同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要比在另一种语言中更有分量。虽然我的俄语和英语实际上是同时学的,但当我看到“天才”被用于任何一个重要的说故事的人,如莫泊桑或毛姆时,还是感到吃惊和困惑。俄国人用词很讲究,因而在我看来,“天才”是指一种独特的、耀眼的天赋,即詹姆斯·乔伊斯所拥有的那种天才,而不是亨利·詹姆斯的才华。我恐怕答非所问了,请问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政治观念能解决个人生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吗?
我总是对这种解决方式的干净利索感到惊奇:激烈的斯大林主义者转变为无辜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保守主义那儿找到了休憩的港湾,诸如此类。我猜想这必定像宗教皈依,对此我所知甚少。我只能以一个无神论者的惶恐不安去解释上帝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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