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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第1页）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找帕迪的朋友，他叫博佐，是个街头画家，就是那种在人行道上画画的。帕迪可没有地址的概念，但他依稀记得在兰贝斯区[1]可能找得到博佐，结果我们在河堤一带遇见了他。那儿离滑铁卢大桥不远，当时他正拿着盒粉笔跪在人行道上，照着一本廉价笔记本临摹温斯顿·丘吉尔的速写，画得还挺像。博佐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鹰钩鼻，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他的右腿严重变形，脚极度扭曲，脚后跟向前翻，样子相当可怕。从外表来看，他很像犹太人，但他坚决否认这一点。他说他的鹰钩鼻是“罗马式”的，还颇以长得神似某位罗马大帝为荣，我猜他指的是维斯帕先[2]。

博佐说话的方式很奇怪，有伦敦土腔，但是思路清晰，富于表现力，看样子他读过不少书，却又懒得去修正自己的语法。我和帕迪在河堤待着聊了会儿天，博佐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街头画画这个行当。我在这里重复的基本上是他的原话。

“我是公认的专业画家。我可不像其他人那样，用写黑板的粉笔画画，我用的是画家才会用的颜料。这颜料价格真他妈的不便宜，尤其是红色。白天要是画得久一点，我得花掉五先令的颜料费，最少也不会低于两先令[3]。我擅长画漫画，你知道的，就是那种政治、板球什么的，看这儿。”他给我看他的笔记本，“这些肖像全是我从报纸上临摹下来的，这些家伙都是搞政治的。我每天画的漫画都不一样，比如：讨论预算案的时候，我画了幅丘吉尔使劲推大象的画，大象上写着‘债务’，我在下面写上：‘他推的过去吗？’懂了吗？画任何一个党派都可以，但绝对不能画拥护共产主义的，因为警察不允许。有一次，我画了幅漫画，一条名叫‘资本’的蟒蛇正在吞食一只名为‘工人’的兔子。警察过来看到了，说：‘你给我擦掉，放机灵点儿。’我不得不把它擦。警察有权说你游手好闲并把你抓走，跟他们顶嘴可没好结果。”

我问博佐在街上画画能挣多少，他说：

“每年这个时候，不下雨的话，周五到周日我能挣个三英镑左右，你知道的，大家周五发工资。下雨天我没法干活，雨水会把颜料冲走。一年到头，我平均每周能挣个一英镑，因为冬天干不了什么活。有几次碰上划船比赛和足总杯决赛，我还挣到过四英镑。但要知道，你得从他们身上挤出钱来。如果你只是干坐着看他们，连一先令都别想得到。给个半便士很正常，如果不跟他们搭讪，连半便士都没有。一旦搭上了话，不给你点钱，他们自个儿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最好的办法是不断变着花样画，因为他们见你在画画，就会停下来看，但问题是，你拿出帽子一转身，这些家伙就四处散开了。干这一行确实需要个帮手，你画着画，把一群人吸引过来，你的帮手就不经意走到他们身后。他们不知道他是来帮忙的，然后他突然扯下帽子，他们就受到两面夹击了。从真正的阔佬那儿，你永远都别想得到一个子儿，那些穿得邋里邋遢的家伙反而给得最多，还有就是外国人。我甚至从日本佬、黑鬼这种人身上得到过六便士，他们可不像英国人那样他妈的小气。还有件事，记得把你的钱收好，帽子里留一个便士就行，要是看见你已经有了一两个先令，他们就不会再给你钱了。”

博佐特别看不起河堤一带的其他街头画家，称他们为“蹩脚货”。那时沿着河堤，几乎每隔二十五码[4]就有位街头画家--每个画家公认的地盘至少是二十五码。博佐轻蔑地指着五十码开外的一个白胡子老头。

“你看到那个老傻瓜了吗？十年来，他每天画同一幅画。他给画取名为《忠实的朋友》，画的是一条狗正把一个孩子从水里救出来。这个老蠢货画得比十岁小孩好不了多少，他是画出经验来了，但画来画去只有一幅，就跟拼图玩多了顺手一样。这儿有很多这种家伙，有时他们还跑来剽窃我的创意，不过我是无所谓，这帮傻帽他妈的自己什么也想不出，所以我总是遥遥领先。漫画的精髓就在于与时俱进。有一次，有个小孩的头卡在切尔西桥的栏杆里了，我呢，听说后就在街边画出了这幅场景。画完后，他们还没把那孩子的头弄出来。我动作很快的。”

看起来，博佐还挺有意思，我很想多了解他一下。那天晚上，我去河堤一带找他，他在河的南面给我和帕迪找了个住处。他把人行道上的画冲洗干净，然后开始计算当天的收入，大约有十六先令，他说赚了十二三先令。我们向兰贝斯区走去，博佐一瘸一跪慢慢走着，步伐很奇怪，跟螃蟹似的，身体往一侧倾斜，后面拖着那只残废的脚。他一手各拄一根拐杖，肩上挂着颜料箱。过桥的时候，他在一个角落处停下来休息。有一两分钟他一言不发，我诧异地发现他正在看星星。他碰了碰我的胳膊，用拐杖指着天空。

“喂，你看得到毕宿五[5]吗？你看那颜色，真像只大红橙！”

从他的谈吐来看，他应该是画廊的美术评论家才对。我感到很吃惊。我得承认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哪颗是毕宿五，真的，我甚至从没注意过星星的颜色有什么不同。博佐开始给我灌输一些天文学基础知识，指给我看一些主要星座。他似乎很在意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惊讶地对他说：

“你好像很了解星星嘛。”

“不算太了解，但多少知道一点。皇家天文家学会给我写过两封信，感谢我写了有关流星的文章。我时不时会在晚上出去看星星，星星是免费的演出，用眼睛看着就行，不用花钱。”

“好主意！我怎么从来都没想到过呢。”

“其实，你应该有某样兴趣爱好。一个人到处流浪，并不一定非要只想着一杯茶和两片面包。”

“但过着这种日子，要对某些事情感兴趣，比如星星什么的，岂不是很难？”

“你是说在街上画画？那可未必。要是你肯花点心思，培养一种兴趣爱好不会把你变成一只该死的兔子。”

“可大多数人就跟我说的一样。”

“当然，看看帕迪就知道，一个老乞丐，就知道喝茶，只配讨些残羹剩饭吃。他们多数都是这样捱日子，我瞧不起他们。但人不是非得那样，你只要有知识，就算下半辈子流浪也没关系。”

“不过，我发现恰恰相反。”我说，“我觉得，你要是把一个人的钱拿走了，他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不，不一定。你只要下定决心，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不论贫穷还是富裕。你仍可以保留你的知识，坚持自己的想法，只要对自己说：‘我在这儿是自由的，这样你就会过得不错。’”说“这儿”的时候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博佐就这个问题又谈了一会儿，我听得很专心。看来他是个很不一般的街头画家，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人坚持觉得没钱没什么大不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为下了好几天雨，他没法工作。他给我讲了他的人生遭遇，真可谓惊心动魄。

他的父亲曾是个书商，不过后来破产了，他十八岁就开始工作，当过油漆工，打仗时在法国和印度服了三年役。战争结束后，他在巴黎找了份油漆工的活儿，在那儿呆了几年。和英国比起来，法国更适合他（他鄙视英国），他在巴黎混得不错，挣了钱，还和一个法国姑娘订了婚。不料有一天，这姑娘被公共汽车压死了。博佐整整一周都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又去工作，身体虚弱得很。当天早上，他在刷漆时从离地面四十英尺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他的右脚摔成了肉酱。不知为什么，他仅得到了六十英镑的补偿。于是他回到了英国，把钱都花在了找工作上。他在米德尔塞克斯街的市场上卖过书，还试过托着盘子卖玩具，最后决定要当街头画家。至此以后，他过得很拮据，整个冬天有一顿没一顿地过着，常常睡在收容所或河堤一带。

我认识他时，他除了身上穿的几件衣服、一些画具和几本书之外一无所有。衣服就是乞丐通常会穿的那种破布，但他穿了衬衣，打了领带，为此他很是得意。衬衣他已经穿了一年多了，领头经常松松垮垮挺不起来。博佐总是拿衬衣下摆处的布料来补，弄得那件衬衣几乎已经没有了下摆。他那条坏腿的情况越来越糟，很有可能需要截肢，他的膝盖因为跪在石头地上画画的缘故，老茧有鞋底那么厚。显然，对他而言，除了做乞丐，在济贫院终老外，没有别的出路。

尽管如此，他既不害怕，也不后悔，不以此为耻，也不自怨自艾。他早已接受这样的命运，并为自己总结了一套哲学。他说，做乞丐不是他的错，他既不在乎，也不想因此烦恼。他与社会为敌，只要逮着个好机会，他就会搞点破坏。他拒绝节俭。夏天他把钱花得精光，因为不好女色，他把赚来的钱都花在喝酒上。如果到了冬天，他身无分文，那么社会肯定会照顾他。他有备而来，准备尽自己所能榨干慈善机构，当然，前提是不用说谢谢。然而，他拒绝接受教会慈善机构的帮助，因为他说为了得到小面包而唱圣歌，感觉如鲠在喉。他还把其他很多事和尊严搭上边，比如，他吹嘘说哪怕再怎么饥饿，也绝不捡一个烟头。他认为自己比普通乞丐高上一等，他说那些人都是可怜的家伙，连拒绝低声下气的底气都没有。

他的法语说得马马虎虎，读过几本左拉的小说、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格列佛游记》和不少随笔。描述自己的经历时，他能说得让人难以忘怀，比如，说到葬礼时，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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