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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第1页）

我第一次约见道洛什·久尔吉（DalosGy?rgy），是在布达佩斯喜剧院街对面的欧洲咖啡馆里。那是靠近多瑙河的一家百年老店，无论风格、陈设、光线和气味都浸透着时间。虽然我们所聊的历史话题并不轻松，但这位年近七旬的灰发老人，即使忆起亲历的腥风血雨和牢狱之灾，仍旧慢条斯理，诙谐幽默，显出局外人或历史学家才有那份冷静和平和。

不久前，道洛什的新作《帷幕升起——东欧独裁者们的垮台》在2010年德国菜比锡书展上荣获大奖，该奖项设于1994年，专门授予那些为促进欧洲民族相互理解的作家，在他之前，另外两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和纳达什·彼特也曾获此奖。我问，他刚获奖的这本书为什么在布达佩斯买不到?（得知他颁奖的消息后，我立即去书店找过两圈。）他说，那本书是用德语写的，以后将会译成匈文。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用母语写作?他沉吟片刻，表示说来话长，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被匈牙利当局封杀了长达十九年之久，作品只能通过西德的出版社与读者见面，后来他干脆改用德语写作，特别是在1995年移居柏林之后，因此他的德文书要比匈文书多。

道洛什说，虽然他从来没去过中国，但他的个人命运曾与中国的历史紧密纠缠。早在莫斯科读大学时，他就用俄语写过一篇分析中国东汉年间赤眉军起义的论文;60年代末，他因钦佩中国的独立自主和不畏强权，卷入了轰动一时的毛派分子案”，被以“颠覆国家罪”、“非法组织极左学生团体”的罪名判以七个月徒刑，不仅被开除出党，还被工厂辞退，作品更不能在国内出版，只能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或托人偷偷带到国外……正因如此，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当得知我将翻译他的代表作《1985》时，他说这要比翻译成任何语言都更令他兴奋和期待，并还向我推荐了自己的另一部作品《长征》，讲的就是他在60年代风风火火的“毛派分子”经历。

道洛什·久尔吉，匈牙利作家、历史学家和翻译家，1943年9月23日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早在1945年死于劳动营，母亲体弱多病，道洛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犹太人办的儿童福利院和孤儿院度过的。十几岁后，道洛什才被接回家中，1962年中学毕业，之后到莫斯科克落寞诺索夫大学历史系留学，1l967年毕业，毕业论文是阐析魏玛共和国期间的徳国社会民主。在这期问，道洛什经常发表诗作，报道莫斯科的文学生活，先后加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作家协会。

1967年从莫斯科回国，他被分配到工人运动博物馆当管理员助理。1968年，“毛派分子案”使他的生活受到重挫，那次转折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写作影响至深。后来在另一次冲突中，道洛什遭到警方监视，他进行了25天的绝食示威，最后由著名哲学家卢卡契·久尔吉亲自出面才得以解脱。1973年，他和在莫斯科认识的一位女同学结婚，生下爱女——安娜，安娜现在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音乐学家和乐评家。

70年代，道洛什主要以翻译德国和苏联专业著作为生，从1979年开始，其作品在西德陆续出版，他先后在柏林、不来梅、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等地工作，并曾在德国一家匈牙利语电台供职。90年代，先后担任科恩和柏林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并任法兰克福书展匈牙利主宾国的文学负责人，他的作品也在东欧变革之后在匈牙利解禁。1995年，道洛什被派到柏林出任匈牙利文化馆馆长，从那之后定居在那里。2006年至今，他主编一份名为《星期五》的周报。

由于作者的独特阅历，他的二十几部作品的主题几乎都聚焦于冷战时期的东欧社会，生动再现了“铁幕”下的东欧人生活，特别是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有《1985》《割礼》《前史》《好动者》《长征》《关键人物》《来自未来的客人》《寻找上帝的人》《巴拉顿行动旅》《亲密伙伴》《全世界无产者，请你们原谅》和《帷幕升起》等。道洛什·久尔吉先后获得巴伐利亚艺术学院颁发的阿徳尔伯特，冯·査米索奖、巴登——符腾堡州格昌菲乌斯特别奖、匈牙利共和国总统金奖、匈牙利共和国十字勋章和菜比锡国际书展图书奖。

《1985》是道洛什·久尔吉的代表作，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续作，书中的主要人物也多取自《1984》（为了便于连续阅读，书中的人名我采用了董乐山先生的译法）。小说开篇从老大哥病逝写起，通过史密斯、裘莉亚和奥勃良三位亲历者的个人回忆，“真实”而立体地讲述了大洋国的战败和铝派与纸派分子的激烈争权。谈到当年为何续写《1984》，道洛什说:“我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在1973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50年代的西德版本，由阿瑟·库斯勒作序。那本书虽然吸引了我，但当时并没有动过续写的念头，甚至没觉得有必要续写。那时候为了谋生，我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翻译苏联和东德的书，没有时间写自己的东西。70年代末，我的书开始在西方问世，由于我在匈牙利被剥夺了话语权，因此我转向了想象中的西方读者。于是，我决定续写《1984》，继承奧威尔的精神财富，。用我的语言讲述东欧人的现实生活。”

《1985》写于1981年，手稿几经輾转，最后于1982年由西柏林的洛特巴赫出版社翻译出版，引起轰动，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日本、丹麦、瑞典、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出版。直到匈牙利发生了体制改革，《1985》才于1990年在匈牙利出版，人们不禁惊叹于作者的预见性。当然，与其说是“预见”，不如说他吃透了极权的逻辑。

《1985》不仅承继了《1984》的思想性、批判性、语言性和悲喜剧风格，并在文学形式上进行大胆尝试，采用了多角度叙事（三位主人公的交又回忆）、多维度叙事（正文与历史学家的序、批注和后记）、多体裁叙事（插入、讣告、新闻、声明、信件、小说、诗歌）等多变手法，构思巧妙，杂而不乱，亦虚亦实，既有政治悲情，又有人性浪漫，同时不乏黑色幽默，我在翻译过程中时而掩卷沉思，时而闷声发笑，即便对今日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仍具先锋性和实验性，令人耳目一新。

这本书的中文版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世纪文景的两位编辑——邵艳美和王玲，若不是她俩对东欧文学情有独钟和对我的信任，国内读者恐怕很难有机会读到这类佳作，之前我翻译的另一位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也是与她俩合作的成果。我还要感谢书评家康慨，是他的一则报道，将道洛什引入中国出版界的视野。另外，我要感谢汉学者芭尔涛·埃丽卡（BartaErika）在翻译过程中给我的帮助，感谢友人魏翔、黄晨凤在创作上给我的一贯支持，感谢我的母亲和弟弟始终默默做我的后盾。另外，还要感谢匈牙利图书基金会主席卡洛伊·多拉女士的热心帮助，我是通过她跟远在柏林的道洛什先生取得联系的，在文学遭受冷落的今天，这些支持与帮助弥显珍贵。

交了译稿，我又受编辑之托，请道洛什先生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几天之后，一篇心诚意切的作者序就静静地躺在我的邮箱里。我感慨于他在结尾写的那两句话:“请你怀着好奇之心读这本书，如果可能的话，试着植入自己的历史。想来，世界历史之所以有趣，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一都可能在一其中扮演角色。”的确，无论个体多么渺小，我们都在人类的大历史中扮演过、扮演着并将继续扮演角色。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很值得一读，特别值得我们来读，读的时候或许轻松，但是读完之后不会轻松。

余泽民

2011年6月29日，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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