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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部分（第2页）

不战而“飞”　人走政息（2）

驾驶员理解蒋经国此时的心情，腾空后座机盘旋机场上空一周后，方向北飞去，刹那消失在浩淼无垠又黑暗无边的夜空。据他的亲信卫士陈梅山回忆，蒋经国进了机舱就失声痛哭，哭得十分伤心，引发得所有随行人员都陪着痛哭了一番。

他不愿意离开赣南，不愿意放弃他在赣南正在推行的新政，不甘心他在赣南6年的艰苦努力因他的离去而付之流水。

守城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爆破机场黄金机场跑道，这是他们预先部署的城防第一步。次日，又将水东浮桥解缆，彻底火焚。凡是城廓与近郊之间的通过要隘，一律设置障碍，并破坏桥梁和公路路面。从蒋经国走后，预定的城防措施并未按计划进行。刘多荃军长承担布防任务之后，也东返宁都去了，赣南警备司令部也就自然流产。那位被指定守城的团长不见踪影，也没有看到地方保安团队的一兵一卒和上街值勤的宪警。那时赣州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真空城”。当时城内至少有两万以上居民未及疏散。

2月5日晨，日军自五云桥分二路进攻赣州城，一路从西门入城，另一路从南门入城，赣州城已是十室九空。日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赣州城，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其打通赣粤两省交通运输线的目的。

1945年6月初，蒋经国向国民党政府辞去了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职务。遗缺由他保荐的信丰县长杨明（曾任蒋的秘书）继任，从此，结束了蒋经国在赣州的任职。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在人治为主的旧社会，这是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悲剧。蒋专员也难逃这种命运。1944年底，小蒋的屁股就主要坐在重庆了，他兼了一段专员，便推荐自己的部属和亲信、信丰县长杨明接任专员兼保安司令，嘱托他把他留下的的事业继续办下去。可杨明没法办下去，身份声望能力都差得太远。杨明是浙江临安人，原在临安经商，当过临安商会会长，到赣州后，先当交易公店经理，搞得不错，取得小蒋信任，便官运亨通，一路升官成了蒋专员的接班人。但他毕竟是商人，非政治人才，当了官后专以做官为能事，干不了事也干不成事，蒋经国留下的主要事业——土地改革、儿童新村、正气中学、正气日报、新人学校，他都一一荒芜和停办了；三年计划、五年计划，他更是无法“计划”，一概束之高阁，“五有目标”连讲都没人讲了。蒋专员的新政，到了杨专员手里，一概完蛋，统统寿终正寝。

于是，古城赣州的墙壁上，赫然的“五有”标语上，有好事者加了注释：

“人人有工做－修路，人人有饭吃－吃粥，人人有衣穿－军衣，人人有屋住－茅屋，人人有书读－《中国之命运》。”

这讽刺有点儿以偏概全，不太公平。蒋经国的赣南新政改革虽因日军入侵未能贯彻到底，他挑选的接班人也不得力，但他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他的良苦用心，他的亲民作风，他的可观治绩，赣南老百姓还是给予客观评价的。他离开之后，赣南地方的关帝庙、岳王庙这些祭祀由清官成神的庙宇，有人为他树立神像，以表示对他的怀念和尊敬。这在历代为官赣南的官吏中，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角色为数不多。

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青春年华风流倜傥的蒋经国，在赣南这块小天地里如鱼得水，如蛟入海，雄心勃勃大干了一场，施展了他的青春抱负，度过了他一生最灿烂的日子。

纵观小蒋在赣南专员任内全部为政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收拾“烂局”，打通政令阶段。这个阶段从他1939年3月就职，到1940年3月第一次###大逮捕，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

二、建设“新赣南”阶段。从1940年春，召开“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正式制订“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起，他公开提出建设新赣南的“五有”目标，以后改为“五年计划”。这个阶段大约用了三年时间。

三、官职挂名阶段。从1944年至1945年止，1945年初，赣州沦陷，1945年6月，他正式辞职。

客观地说，小蒋在赣南为政取得的成绩仍是可观的，而且是有客观评价的。当时的区区赣南吸引了许多中外记者和知名人士来参观访问。访客对于原本十分穷困落后的赣南，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

《纽约时报》记者艾特金森报导，蒋经国的改革计划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抗战之前，赣州只有3家工厂，现在已有44家工厂，包括1家酒厂、1家面粉厂、1家火柴厂，若干纺纱厂。赣南虽是农业区，可原本粮食严重短缺，现在的产量却足可供应10个月的消费，预期到1944年就可完全自给自足。在艾特金森眼里，赣州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当时国内的舆论说他推行的赣南新政是“中国战时政治的一项奇迹”，为“地方建设创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甚至有人说：“抗战时期，中国有两个半天下：重庆是一个，延安是一个，赣南可算半个。”这未免言过其实，评价太高。他走了以后又有些刻意贬低他的评论，也失之偏颇。

风云散尽，风光不再，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褒也好贬也罢，都是一时之议。扣除掉宣传和意识形态需要的部分，沉淀后客观地说，蒋经国在赣南的治绩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说来，殊为不易。他最可观的一项成绩是推动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解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一点实效。上级交付的征兵员额，他可以如命完成，但是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的是，在赣南农村征兵，并没有造成百姓害怕、仇恨当局的情绪。他个人清廉正直的官声，真正与百姓同甘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的故事，至今还在赣南百姓中流传，这就不容易。铁打的赣州流水的专员，赣州走马灯似的换了多少专员，留下的名声最好故事最多的恐怕还是蒋专员。

综观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可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已把侵略的魔爪伸进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另一是蒋经国时正29岁，刚刚从苏联回来，他经历了磨练，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他“很有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由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蒋经国赣南新政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与其他人物在其他地区（如蒋介石在四川，何应钦之弟在云南）推行新政不同的特点。由于这样的特点，“新政”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新政的本质决定了新政的推行不能彻底，新政的最终效果也是有限的。

赣南时期作为蒋经国的从政实习期，意义重大。他在赣南确立起自己的为政风格，树起自己的为政旗帜，成为他个人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成功多于失败，才干多于平庸，从而确立起他在国民党官场的青年才俊地位，为以后的仕途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到江西和赣南任职后，涉及党政军经团等方面，通过这些任职，蒋经国对国民党政权的中下层有所了解，对国民党的现状有所了解，可以说掌握了国民党中下层工作的经验。所以说，蒋经国与其他的军政要员相比，多了一个中下层工作的经验；而与中下层官员相比，又有一个他人所没有的、权势熏天的父亲。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从儿子在赣南的表现中看到了儿子的潜力。有此两条，最后完整地从其父手中接下国民党政军的大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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