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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萨达姆站在办公室的中央，他双目炯炯有神，似乎一眼就可以看透你内心的秘密。

然而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位坐在你面前的彪形大汉就像一块现代阿拉伯历史的活的标本，具有超人的透视能力；但你也会突然获得一种亲切感，瞬间就可以使你畏惧、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使你觉得他并不陌生，就好像是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或同事一样。

我感到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要面面俱到地提问，我只想提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本书的结尾。

我首先向他表示歉意，也许采访的时间过长。当时我真想说出这样一句话：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的，只是提几个要点，使这次采访围绕几个要点进行。他大概看出了我不安的心情，脸上露出了微笑，说：“你放心吧，今天晚上的全部时间我都给你了。为了你，中午我足足睡了45分钟。”

这次采访是在1982年5月13日晚上9点30分开始进行的。

问：在暗杀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事件败露后，您去了叙利亚，之后从那里去开罗。您为什么不留在叙利亚而是去了埃及？

萨达姆·侯赛因，以下简称萨：我是按照当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的决定和愿望到埃及去的。因为当时在叙利亚，复兴党基本上还存在，在叙利亚国内复兴党的气氛很浓，基于这种分析，我必须离开叙利亚到埃及去，以摆脱这种气氛。因此我们前往埃及是一项强制性的决定。

答记者问（中）

问：您在开罗的生活情况几乎无人所知。您在开罗生活了三年，三年的时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并非很短的时间。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那几年的生活情况吗？例如，您是如何在那里生活的？如何消磨时光的？您都参观了埃及哪些地方？您同埃及人的关系如何？这段生活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萨：事实上我在埃及那段生活是很平常的。如果说有什么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秘密工作。一个复兴党学生，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每天复习功课，阅读课外书。我的生活很平常，不像有的人迷恋开罗的花花草草，我只是从事秘密的工作。当时，我们负责加沙的组织以及阿拉伯北非、苏丹、阿拉伯半岛、海湾、埃及支部的领导工作。我的责任重大，因为当时民族领导的情况很困难，几乎难以在叙利亚国内进行活动，大多数党员都躲在黎巴嫩，而在黎巴嫩困难也很多，因为当时黎巴嫩当局对复兴党的活动也很敏感。当时我们就担负着这么艰巨的任务。

问：在那期间您一直待在开罗，还是到了其他一些地方？您一直住在一个地方吗？

萨：在那期间我一直待在开罗，当然也去过开罗以外的一些城市和地方。在开罗期间，我在尼罗河畔的艾尼宫区住的时间最长。我住的房子虽然很小，但位于河畔，倒也心旷神怡。此外，我还在阿吉扎区住了近一年的时间。

问：您是否去过艾格萨尔和阿斯旺？

萨：是的，我是在1963年斋月革命发生那天去艾格萨尔和阿斯旺的，当天返回。当时我是参加大学生旅行团去的。同时，我还去过亚历山大，在那儿住了15天，当时我们7个人住在一套房子里。此外，我还去过赫勒万，在马特鲁哈港住过两夜。

问：对此您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吗？

萨：当时每逢月底我们都要在达吉的一家咖啡馆聚会。到月底时，我们手里都没有钱了，大家只好将剩下的一点钱凑起来，在最后的两三天找个地方聚会。我们自己做饭吃，彼此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还出席过乌姆·凯勒苏姆（埃及已故著名女歌唱家——译者）的一次演唱会。

问：您看过戏剧演出吗？

萨：在亚历山大看过一两次，在开罗也看过一次。

问：在埃及的一般老百姓中，您有朋友吗？

萨：是的，我有一位朋友，名叫穆罕默德。伊拉克革命成功后，他还来巴格达看过我。他的全家人都来了。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瓦利姆。我们本想同埃及人建立起友谊，但我又怕给他们造成麻烦，我想同他们加强友谊，但担心引起埃及情报部门对他们的注意，就是穆罕默德这个朋友，我也是悄悄地去看他，不让人知道。一次我到他家去，认识了他的全家人，后来我曾对他说：穆罕默德，我不想给你找麻烦，引起埃及情报机构对你的注意。

问：从对您生活的了解，我得出这样一种深刻的印像：您的理智胜于感情。但尽管如此，我是否可以问您这样一个问题，您同您的妻子在结婚前后的关系如何？您同您孩子们的关系如何？

萨：不能说我们的理智胜于人道主义的感情。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的感情，他对人道主义来说就无意义，因为政治的、原则性的理智行为只能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相信一个人，随着责任的扩大、社会地位的提高，他的理智就应相对得到发展和深化，但不应超过合理的人道主义的感情，理智和感情应该相对平衡。我从小乃至在见到我的妻子之前，我的母亲就给我讲故事，带领我认识我的亲戚，其中包括我舅舅的女儿。当时，我们居住在塔厄米姆省，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年的时间，使得一些亲戚们对我们很不满。按照当时的习惯，凡招惹别人不满的人，都必须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住，因而我们从萨拉赫丁的欧加村搬到塔厄米姆的扈威加。母亲对我说：“是你爷爷将你舅舅的女儿给了你。”过去，爷爷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就这样，一直到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才见到她。我上小学很晚，当时不是九岁就是十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舅舅的家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但我不能谈这件事，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爱慕的感情理所当然地要随之加深，但不允许我向她表达我的感情，尽管我们是一家人，我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1961年，我在开罗时第一次宣布了我同舅舅的女儿结婚的愿望，并得到了舅舅的同意。1963年斋月革命后，我返回巴格达，于同年5月5日我们结了婚。

尽管我很忙，但回到家里处理公务就很少了。在这方面，我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在家里有时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像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对两个儿子的关心不够，有点偏爱女儿，有时甚至带着小女儿去上班。

问：您从小失去了父亲，这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是否从您叔叔和舅舅那里得到了补偿？

萨：事实上我在感情上得到了补偿。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止一次问自己：你是否感受到了痛苦？回答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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