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来了,十五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2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为了避免争议,便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则万无一失——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十二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力。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计算在内)。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十三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标明月份):
姓名出生年份当时年龄籍贯
何叔衡一八七六四十五湖南宁乡
马林一八八三三十八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一八八六三十五湖北黄安
李汉俊一八九○三十一湖北潜江
李达一八九○三十一湖南零陵
陈公博一八九二二十九广东南海
毛泽东一八九三二十八湖南湘潭
包惠僧一八九四二十七湖北黄冈
陈潭秋一八九六二十五湖北黄冈
周佛海一八九七二十四湖南沅陵
张国焘一八九七二十四江西萍乡
王尽美一八九八二十三山东莒县
尼柯尔斯基一八九八二十三俄国
邓恩铭一九○一二十贵州荔波
刘仁静一九○二十九湖北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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