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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四、村长冬至的名字不好，像一个农村青春片的小伙子的名字。他当是一个中年男子无疑。对这一有权有势的中年男人，当有形象的“史笔”般的刻画。所谓入木三分的那一种言行细节上的笔触。

五、对话中“哩”来“哩”去的不好。全中国农民不都那么说话。学而又学得太刻意。

六、仍有太过“作文式”的文字硬楔入作品，证明写作时还有一个“自我”在不失时机地炫耀文字。

七、结尾要加伏笔——禾禾回到家里，见丈夫正手拿着那一双鞋，冷冷地看她，或诘问一句什么话，令她心头一悸——预示着那“秘事”是另一事件的开始。

至于《人殇》一篇，情节式小品文而已。然而分明来自于生活，且少见有写到的。只不过，老师们皆在背后叫学生“混蛋”，非我生活经验所知。即使生活中那样，大约也不普遍。不要使米丽老师漫画化。此篇的要点在于——对米丽老师的描写越生活化，那一学校场景中再现的片段越真实可信，而越真实可信，越能使人于郑重其事且又不动声色的文字中见出漫画意味。而不是反过来，使之漫画化，于是才心领神会。

下面，该谈谈郭鹏及其写作了。

二

郭郎也是特别勤奋的一名中文学子。外憨内慧。而且，我认为，他是一名很有独立思想的学子。相当多的中文学子，即使读到硕，甚或读到博，头脑里竟从来没有什么思想可言。有的只不过是记忆。那连知识也算不上。没有“识”的能力相支撑，知识在那些人那儿，只不过是知道。知道和学问之间，有一个自觉转化的过程。转化要靠思考。思考要费脑子。要弄明白不少似乎明白其实一直不甚了了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还要多读，多比较，自己在头脑里反复地思辨。不愿“浪费”脑细胞，知道的再多，也不过是能把记住的说出来。而学问的定义当是——不仅你问的我能因为我学了告诉你，我还能因为我学了提出问题，而且那可能是别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

小郭也不可能读得太多，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读的少，又喜欢思考——其成果一旦见诸于文字，难免破绽多多。竭力自圆其说，还是难圆其说。马马虎虎看圆过去了，认真的人一问，那圆便破了。

例子便是他的论文《从苦难到欲望》。

这显然是一篇具有独立思考特质的论文。

但是此篇以其昏昏却又试图使人昭昭的概念几乎满纸——比如人类的苦难大体有多少种？大体上由什么原因造成？相对于苦难，什么又是不幸？在什么情况之下，人生的不幸持续为苦难？相对于文学艺术，什么是悲剧？什么是悲情剧？究竟什么又是悲剧精神？《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自然是悲剧，它们果有什么“悲剧精神”吗？倘竟有，是什么？为什么是？《窦娥冤》自然也是悲剧——倘按郭郎的逻辑——窦娥在戏中竟没有反抗命运的行为方式吗？六月降雪，血喷白练，倘那还不是反抗，还要那么一个小女子怎么反抗？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刑场受死，怎样做才是超越困难的态度？为什么指向社会的不平与不公就一定是“流于平面”的悲剧？《黑奴吁天录》不指向社会的不平与不公，又该指向哪里？《悲惨世界》之所以并非“流于平面”，难道不正是因为雨果并没有将冉·阿让的苦难仅仅视为“个人的苦难”吗？——谁如果仅仅因为别人的苦难于己无关便麻木漠然，那还是一个进化了的人吗？迄今为止，人类最大规模最大面积的苦难，除了天灾，难道不主要是人施加给人类的苦难吗？《辛德勒名单》所呈现的苦难，与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学子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便失去了促使人反思的意义了吗？

谈论真正的“悲剧精神”，不谈《普罗米修斯》，不谈高尔基的《丹柯》，不谈雨果的《九三年》，甚至也不谈狄更斯的《双城记》，那还谈个什么劲儿？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究竟揭示的是苦难对人的异化，还是正面展现人对苦难的“超越”——读不懂这个起码的问题，将人被苦难的异化当成人在苦难中修成了什么正果，那不等于说阿Q在死刑判决书上将圈画得极圆是达到了一种的境界么？……

凡此种种，种种——满纸“思想者”的胡说八道。而最主要的是，实际情况在这一篇论文中被歪曲了，即——不是中国作家总体的弱智，脑子都进水了，而是——有多少人当年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念，曾用头去撞那固若金汤的创作的“禁区”——这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艰难过程，本身就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而且体现着悲剧精神……对以上的时代背景避而不谈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资格解读“文革”后十年的文学了。因为某些作品之所以是当时的那样，而非现在流行的写法，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现象，那——只要允许一位作家表达他三分的诚实思想，那么他可以“戴着镣铐在钢丝上跳舞”——当年的一种半公开的比喻……

总而言之，郭郎的《从苦难到欲望》，给我相当不良的阅读印象。但是近日当我重读它，一思再思，又形成了新的看法：

第一，他在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这难能可贵。

第二，从苦难到欲望，确是从古至今全人类文学现象演变的一条线索。不但是文学的，而且是文艺的，文化的。

第三，西方人指出过这一演变；中国人也开始面对并频频谈论。但本校学子中，还没有谁肯动这份脑子试图加以分析。

第四，他做了这种尝试，只不过知识准备太不充分而已。当加鼓励，而不是全盘否定。

我的建议乃是——郭鹏应该将此篇当成毕业论文来进一步思考，并理清如下基本思路：

一、人类走到今天的文明，是一个历经苦难的过程。苦难分为人为的和天定的（不可抗力）。

二、造成大多数人类苦难的原因，倘是人为的，它永远是文学，文艺，文化必然屡加叩问的本能。文学、文艺、文化丧失这一种本能，人类无复再有什么“人文关怀”可言。

三、纯粹“个人的苦难”——如果它不是由社会的不平、不公或人类的贪欲所导致的，那么，它其实更是不幸。比如残疾首先是一种不幸；战胜残疾需要确立精神上的信念。但这不是所谓的“悲剧精神”，更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四、真正的“悲剧精神”是以崇高为基础的一种精神。无此基础，任何悲剧，只不过是悲剧，断无什么“悲剧精神”可言。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奥赛罗》是悲剧，但只有《普罗米修斯》、《辛德勒名单》和《九三年》、《双城记》、《钢琴家》、《美丽人生》等才有“悲剧精神”。

五、作家余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对于我，写一个人的欲望远比写他或她的性格更重要，也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关于在小说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的特别经验性的见解。以此见解来重新诠释《巴黎圣母院》和《红与黑》，将无疑更加深我们对富娄洛和于连的认识。对全人类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作一番扫描，我们当会发现——余华的见解其实具有普遍性，乃是早在实践着的一种创作的方法。在中国作家中，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确乎在此点上达到了一种自觉。

六、但须切记——对于文学，文艺，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仅就创作的方法论而言，没有唯一。使《基督山伯爵》的人物立体的，不是别的，正是欲望。而使《悲惨世界》的人物成功的，则不完全是欲望——起初是欲望，后来是信仰。基督山伯爵是欲望的化身；冉·阿让是信仰的化身，是米里哀主教的传人……

七、最主要的是，要理清一条中国现当代文学演变的线索，一旦陷入方法论的孰高孰低，不但是作茧自缚，而且是自以为是——等于糟蹋了一篇较有价值的论文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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