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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我能告慰同学们的一点，那就是——几乎一切大学的中文系，都在思考、研究和实践着“中文＋？”

这一点，对于一切从事大学中文教学的人，也首先是一个“知识附加”的要求。

正如我到了大学里，对自己，必须有一种中文知识系统化、全面化的“附加”要求。

诸位，最后我要说的是——尤其诸位中学着中文的同学，打起精神来！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歌唱的好——“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是的，路在我们脚下，路在教者脚下；路在你们脚下，路在学者脚下。

中文学科必须附加传统中文理念以外的什么。

让我们共同来为此努力！……

评论的尺度

在我的理解之中，评论其实并非是一件事，而是既相似又具有显然区别的两件事——相对于文学艺术，尤其如此。

评说之声，可仅就一位文学艺术家的单独的作品而发；而议论文，则就要在消化与一位文学艺术家的或一类文学艺术现象的诸多种文学艺术创作的资料之后，才可能有的放矢。

打一个有几分相似又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评像是医学上的单项诊断；而论像是全身的体检报告。

比如，倘我们仅就张艺谋的《英雄》言其得失，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在评《英雄》，或表述得更明确一些，评张艺谋执导的商业大片《英雄》；而倘若我们仅就《英雄》发现自诩为是“张艺谋论”的看法，那么，结果恐怕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既有《英雄》之前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等，又有《英雄》之后的《千里走单骑》等。

以上自然是文学艺术之评论的常识，本无须赘言的。我强调二者的区别，乃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话题，即我的学生们经常对我提出的一个我和他们经常共同面临的问题——文学艺术的评论有标准吗？如果有，又是些怎样的标准？被谁确定为标准的？他们凭什么资格确定那样一些标准？我们为什么应该以那样一些标准作为我们对文学艺术进行评论的标准？如果不能回答以上问题，那么是否意味着所谓文学艺术的评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应该遵循的可称之为“正确”的标准？果真如此的话，评论之现象，岂不成了一件原本并没有什么标准，或曰原则，实际上只不过是每一个评论者自说自话的无意义之事了吗？是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判断对错的尺度放在那儿，还评个什么劲儿论个什么劲儿呢？这样的话语，人还非说它干嘛呢？

我的第一个回答是：尺度确乎是有的。标准或曰原则也确乎是有的。只不过，评有评的尺度、标准、原则；论有论的尺度、标准、原则。而论是比评更复杂的事，因而也需对那尺度、标准和原则，心存较全面的而非特别主观的偏见。

我的第二个回答是：人们看待自然科学的理念是这样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

我想，人们看待文学艺术，不，文学和艺术的理念，当然同样——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包括文学和艺术）；文学和艺术体现为人类最主要的文化现象，是不断进行自身之调衡、筛选及扬弃的；其内容和形式乃是不断丰富，不断创新的；文学和艺术古往今来的这一过程，也毕竟总是有些规律可循的；遵循那些规律，世人是可以发乎自觉的，表现能动性也梳理并提升各类文学和艺术的品质的；而评和论的作用，每充分贯穿于以上过程之中……

学生们要求说：老师哎，你的话说来说去还是太抽象，能不能谈得更具体一点儿呢？我思忖片刻，只得又打比方。

我说：亲爱的同学们，人来到世上，不管自己是否是一个与文学和艺术形成职业关系的人，他或她其实都与文学和艺术发生了一个与世人和两个口袋的关系。两个口袋不是指文学和艺术——而是指一个本已包罗万象，内容极为丰富又极为芜杂的口袋，人类文化的口袋和一个起初空空如也的，自己这一生不可或缺的，如影随形的自给自足的纯属个人的文化的口袋。这一个口袋对于大多数世人绝不会比钱包还重要。只不过像一个时尚方便的挎包。有最好，没有其实也无所谓的。但是对于一个与文学和艺术形成了热爱的进而形成了职业之关系的人，个人的文化之口袋的有或无，那一种重要性就意义极大，非同小可了。

这样的一个人，他往往是贪婪的。贪而不知餍足。一方面，他知道人类的文化的口袋里，对自己有益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使他不断地将手伸入进去往外抓取。对于他，那都是打上了前人印章的东西，抓取到了放入自己的文化口袋里，那也不能变成自己的。既然不能变成自己的，抓取对于他就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而要想变成自己的，那就要对自己抓取在手的进行一番辨识，看究竟值不值得放入自己的口袋。他或她依据什么得出值与不值的结论呢？第一，往往要依据前人的多种多样的看法，亦即前人的评和论。第二，要依据自己的比较能力。可以这么说，在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的理论成为理论之前，一个与文学和艺术发生了亲密关系的人，大抵已相当本能地应用着比较之法了。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的理论，只不过总结了那一种比较的本能经验，使本能之经验理论化了。第三，本人的文化成长背景也起着不容忽视的暗示作用。但我们后人实在是应该感激先人。没有先人们作为遗产留下了多种多样的评和论，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学和艺术的作品，那么我们将根本无从参考，也无从比较。

我们与文学和艺术发生了亲密关系的人，不仅仅是些只知一味从人类的文化口袋里贪婪地抓取了东西往自己的文化口袋里放的人。我们这种人的特征，或曰社会义务感，决定了我们还要使自己的文化口袋变成为文学和艺术的再生炉。也就是说，我们取之于哪一个口袋，我们就要还之于哪一个口袋。抓取了创作成果之营养的，要还之以创作的成果。抓取了评的或论的成果之营养的，要还之以同样的成果。谁不许我们还都不行。这是我们这类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我们这类人的一切欣慰，全都体现在所还的质量方面。社会以质作为我们的第一考评标准，其次是量。而在我们这种人，大多数情况乃是——没有一定的量的实践，真是不太会自然而然提交的。一生一部书一幅画一次演出留芳千古的例子，并不是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普遍现象，而是个别的例子……

同学们：老师，你扯得太远了，请直接说出评的尺度和论的尺度！既然您刚才已经言之凿凿地说过有！

梁晓声：亲爱的同学们，耐心点儿，再耐心点。现在，让我告诉你们那尺度都是什么：

第一，和平主义。

第二，审美价值。

第三，爱的情怀。

第四，批判之精神，亦曰文化的道义担当之勇气。

第五，以虔诚之心确信，以上尺度是尺度，以上原则是原则；并以文学的和艺术的眼光，看以上诸条，是否在文学的和艺术的作品中，得到了文学性的和艺术性的或传统的或创新的或深刻的或激情饱满的发挥。总而言之，将要创作什么？为什么创作？怎样与创作结合起来进行评和论？

同学们：老师啊老师，您说的那算是些什么尺度啊！太老生常谈了！半点儿新观念也没有哇！听起来根本不像在谈文学和艺术，倒像是在进行道德的说教！

梁晓声：诸位，稍安勿躁。我只不过才说了我的话的一半。我希望你们日后在进行文学的文艺的评或论的时候，头脑里能首先想到两个主义，一个方法。它们都是你们常挂在嘴边上动辄夸夸其谈的，但是我认为你们中其实少有人真的懂得了那是两个什么样的主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第一个主义叫做解构主义。这个主义说白了就是“拆散”一番的主义。也不是主张对一切都“拆散”了之，而是主张在“拆散”之后重新来发现价值。我们都知道的，世上有些事物，有些现象，初看起来，具有某种价值似的，一旦“拆散”，于是了无可求。证明看起来形成印象的那一种价值，原本就是一种虚炫的价值。而还有些事物或现象，是不怕“拆散”的，也是经得住“拆散”的。即使被“拆散”了，仍具有人难以轻弃的价值。比如一个崭新的芭比娃娃或一艘老式战舰。芭比娃娃是经不起一拆的。拆了就只不过一地纤维棉和一地布片。不是芭比娃娃没有它自己的价值，而是强调它的价值一定在它是一个芭比娃娃时才具有。但一艘战舰，即使被拆了，钢铁还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以战舰对比芭比娃娃，太欠公平了。那么就说是一只老式的罗马表“解构”了，也许会发现小部件与小部件之间所镶的钻石。而芯内的钻石，只有在“解构”之后才会被人眼看到。一把从前的玻璃刀也是那样。刀头上的钻石的价值是不应被轻易否定的。故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世上确乎存在着连解构主义也对之肃然的事物或现象。凡是解构主义解构来解构去，甚或轻易根本不敢对之实行解构的特别稳定的价值，它若体现在文学或文艺之中了，评和论都要首先予以肯定。连这个态度都丧失了的评和论，就连客观公正也首先丧失了。所以我再说一遍，凡解构主义最终无法解构得了无可取代的价值取向，皆可作评和论的尺度。我刚才举到的只不过是我所重视的，自然非是全部。

第二个主义是存在主义。一谈到存在主义，有人就联想到了那样一句话——“凡存在的，即合理的。”在这一句话中，“合理”是什么意思呢？非是指合乎人性情理，也非是指伦理学方面的道理，而是指逻辑学上的因果之理。即其因在焉，其果必存。某些评或论，不究其因，只鞭其果，不是有思想有见识的评和论。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发表否定之声的时候，当先自问——那原因我看到了没有？倘看到了，又不敢说，那就干脆缄口，什么都别说了。当老师的人，每顾左右而言其他，圆滑也。圆滑非是评和论的学问或经验，是大忌也，莫学为好。存在主义是评论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文学和文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尺度。现在我们该谈谈那一种方法了。非它，比较之法而已。所谓“比较文学”，即应用比较之法认识文学品质的一种方法。不比较，难鉴别。这是常识。老百姓买东西，还往往货比三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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