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京。乔:《邸报》五月二十五日谕旨催考特科,何以云不遂考?《申报》云已有八十余人,确否?酉阳运柩事,肖岩似可任之,运到涪州停寺内,候足下冬间到彼筹办,似不迟。如必出京,川资需若干,当即寄。钝。阳。”
“何以云不遂考”一语,说明杨锐发电要求奔丧;而张之洞再次劝说杨锐冬间再出京。其二是给张权:
“急。京。张君立:昨汇百金,查收。特科究竟何时考?叔乔如必欲出京,汝可同来。川资需若干?当寄往。编纂经书何以停?速详复。壶。阳。”
第39节,
至七月十三日(8月29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人才奏折到达,光绪帝当日下旨,命杨锐预备召见。七月十六日,光绪帝召见了杨锐。二十日,光绪帝命杨锐及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杨锐写信给杨悦,说明其不能奔丧的原委。张之洞听闻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消息后,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电张权:
“京。张君立:急。叔峤召见奏对如何?有何恩旨?”
这封电报还开列一连串的问题,张之洞想了解的秘情甚多,然其第一项仍是关于杨锐。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张之洞起草了杨锐的电报:
“京。乔:急。召对大喜,欣贺。王照是否即直隶开小学堂之王小航?何以堂官谓为挟制?所条陈何事?何以遂蒙超擢?速复。钝。养。”1米1花1书1库1 ;http:__
很可能考虑到杨锐的新身份,张又将该电改发给张检而未发给杨锐。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钱念劬何日召见,有何恩旨?速复。钝。东。”
“钱念劬”,钱恂,张之洞手下的大幕僚,此时因张的保举而入京召见,张之洞从侧面打听消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张之洞听到英、俄为争夺中国北方利益而开战的传闻,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英、俄已开战,确否?速复。节电已转交。入直其系何日?钝。歌。”
“节电”,指杨给梁鼎芬(节庵)之电;“入直”,指杨入值军机章京事。这是我所看到的张之洞发给杨锐最后一封电报。第二天,戌戌政变发生。
由于“张之洞档案”的形成及保管等因,在移交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之前,会有许多遗失;我所看到的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发给杨锐的指令,只能是其中一部分。但就以上张之洞的亲笔电报,已经可以想象,张之洞的手伸得有多长,杨锐的工作任务又有多重。
第40节,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尽管在“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到大量张之洞的亲笔电报,但除了前引杨锐的7封电报及《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中杨锐的一封密信,我找不到更多的杨锐在京中给张之洞的信函电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明,但我可以肯定,杨锐在戊戌变法期间会有大量的密报给张之洞,而这些密报中会有戊戌变法的许多隐情与细节。
就目前为止,史学界发现的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只有两件。李宗侗教授提供一件,孔祥吉教授发现一件。
先看李宗侗教授提供的一件。1959年李宗侗在台北《大陆杂志》上发表《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一文,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了杨锐原信。该信虽由汤志钧教授所引用,但未能注全其出处,且未将头尾引全。学术界的转引者,亦有所不解。故再次引录下于:
“受业杨锐谨禀夫子大人钧座。
敬禀者。窃前月十二日由折差寄呈一禀,计蒙垂察。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公条陈科举一奏,立奉俞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论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谨修丹禀,祗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锐敬禀”
该信的内容,主要有三事:一、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一事,先阻于翁同龢,后阻于刚毅;二、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改科举一折,光绪帝允行;三、京中人士虽厌恨康有为,但去康无方。从内容来看,发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李宗侗也予以注明。还须注意的是,李宗侗说明了该信的来历,称其在地安门外“估人”处收购了张之洞的信札等文件“两木箱”,此件是其带到台北来的“劫余之一”。
再看孔祥吉发现的一件。孔祥吉发现的这一密信,被其命名为“百日维新密札”,内容极其重要,也多为研究者所引用。(以下称“百日维新密札”)该信既无写信人署名,亦无收信人台端,从信中所述内容可知,该信也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孔先生根据李宗侗于1961年发表的《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比较该文发表的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杨锐给张之洞之密信,确认“百日维新密札”收信人为张之洞;然“百日维新密札”又存于“李鸿藻文件”之中,孔祥吉认为写信人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字符曾),称言:
“我所发现的这两通密札,被整理表糊者分类在“外官禀”一类,很令人怀疑。因百日维新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何以会有外官再作密禀。因此,我怀疑这两通密札均系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
孔祥吉的证据是,在“李鸿藻文件”的“外官禀”之中,另有“笔迹纸张亦皆相同”的一信,末尾有关于捐照的内容,孔祥吉推论称: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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