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信所言是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前后的朝中政事,揭示了甲午战后的政情变化,由此可知该信写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之后。以下注明其背景。该信虽有缺页,仍依其次序按节介绍。
该信第一节谈李鸿藻之近况。杨锐深知张、李之关系,此处对李亦多言好话,称其“素荷慈知,上眷亦好,与邸(恭亲王)尤浃洽”。“内珰”,指太监,珰为汉代宦官帽子上的装饰物,借指太监,下称“珰寺”亦同。“虞山”,指翁同龢,常熟城西有虞山。
该信第二节谈李鸿章出使俄国等国后,由张荫桓与日本谈判商约等事。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清廷下达三道谕旨,派李鸿章出使俄国,祝贺俄国沙皇加冕,并派前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副使;原由李鸿章主持与日本的商约谈判,改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济宁”,孙毓汶,前节已述,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以病获退。杨锐指出,张荫桓本是言路(主要是清流)的攻击对象,然闻慈禧太后有意召回孙毓汶主持对日商约谈判而罢手。杨锐还指出,若孙毓汶果能复出,必是李鸿章与李连英的合谋。
第35节,
该信第三节谈盛宣怀事。盛本是李鸿章的亲信,主持招商局和电报局。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失势,盛亦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与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重要疆吏拉关系。此节内容虽有中断,但可看出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对盛之维护。“商”,招商局,“电”,电报局。
该信第四节也只是一半,但从内容中仍可看出,是报告慈禧太后下令撤毓庆宫(上书房)之事。“佛”,慈禧太后。前节已述,慈禧太后为削弱翁同龢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第一次下令撤书房,后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太后第二次撤书房。杨锐对此又称:“不特退出讲幄,此后尚恐别有风波”,即很可能有对翁更为不利的事件发生。杨锐的这一说法,或许另有听闻。
该信第五节谈慈禧太后在甲午战后再度享乐欢宴,朝廷政务懈怠等情事。“醇邸在时”,指醇亲王奕譞当政之时,即孙毓汶秉政时期,政务大坏。甲午战争期间,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重入军机,燃起了朝野的许多希望。杨锐在此信中表示了失望的情绪。相类似的说法,当时还有一些。
该信第六节谈到李鸿章之出使俄国及其朝廷处理此事之内情。杨锐对此报告甚详,我又查到若干相关的文献及档案,可以验证其情报的准确程度:前节已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旨命李鸿章出使俄国,邵友濂为副使。李鸿章当日上奏请辞,次日旨命驳回。邵奉旨后,以病推辞,由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代为电奏,清廷只能同意。“公电到”一语,即指张之洞此电,也可证明此信确实是写给张之洞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谢恩折,附片请以其子李经方随行:
“臣以衰年远使异域,仰蒙朝廷轸念,特命臣子李经述随侍前往臣子李经述随任读书多年,谨饬自爱,向未学习洋务,此次随臣前往,于臣起居动履自能尽心侍奉,惟于应接外事只可借资历练。臣子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合无吁恳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准令李经方一并随行再,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
当日光绪帝并无相关的谕旨下发。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1896年2月21日),清廷明发谕旨:
“大学士李鸿章奉使遄行,精神强固。惟年逾七旬,远涉重洋,朝廷良深廑系。伊子李经述著赏给三品衔。随侍前往。以示优眷。”
正月十三日,李鸿章上奏随带人员于式枚等十人、洋员参赞柯乐德等五人,附片请颁布精美礼品:
“俄、德、法、英四国交谊辑睦,均应有钦颁礼物,由臣赍往致其国君。拟请颁发内库古瓷器、古铜器、玉器各件,以期精美而持久,亦示隆重。可否请旨饬下内务府每样各备四分,臣定于正月二十日出京,并祈克日交臣祗领。”
光绪帝当日下谕批准。十四日,御史胡景桂上奏“道员马建忠、武(伍)廷方(芳)请勿令随李鸿章出洋片”,光绪帝下旨“存”,并将该片送慈禧太后。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张百熙上奏“请旨切责李鸿章不准携带其子经方为随员折”,光绪帝下旨“存”,并送慈禧太后。由此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杨锐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尽管在一些细部仍稍有误。
光绪二十二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除了以上一信外,李宗侗教授于1961年在《大陆杂志》上另发表了一件,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其中一页。李宗侗根据笔迹,认定该信是杨锐所写,并根据该信的内容,认定写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或是另又羼入一残件。对于李宗侗称该信作者是杨锐的判断,孔祥吉曾表示怀疑,我可举“张之洞档案”为李说之证。李宗侗发表的该信称:
“园则以所僦庵(张荫桓为之供具,合肥得处分,颇咎之),内监导之遍游各处,意望得其厚犒”
“徐用仪到署,行过棋盘街,有人以洋枪轰击不中”
此为李鸿章游园获咎、徐用仪被枪击两事。“张之洞档案”中有张亲笔所写的电报:
“京。乔:合肥为游览议处,其中有何情节?慈眷、上眷如何?徐被枪伤后系何故?即复。钝。感。”
这是张之洞读到杨锐密信后的反应。至于杨锐该密信的内容,李宗侗已写了很好的跋文,我即不再另述。
第36节,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了大量的电报,交办了许多事件。从这些亲笔电文中,可以看到杨锐的工作,可以看到张之洞的目光所在,同时也可以曲折地察觉出戊戌变法中的许多细节与内情。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以教士被杀为藉口,强占了胶州湾(今青岛),清朝上下一片震惊。清朝派翁同龢、张荫桓与德国交涉,德国提出了交涉条款六条。十一月十六日(19897年12月9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德索六款,惟承办山东全省铁路一条最毒,详见德报,意在占据山东全省,逼畿辅,压扼清淮,引狼入室,不可为国矣。日来闻总署议如何?此条允否?能稍驳改否?圣意如何,当道有何议论,速示。闻条陈甚多,其人为谁?何人最切要?均速电复。加急字乃速。钝。咸。”
张之洞此时负责修建芦汉铁路,对铁路事务极为关注。他最为反对的是德国修建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路。在给杨锐的电报中,除了打探消息外,还提出了他的希望“能稍驳改否?”他也听说了京内人士的条陈,急于了解情况。在当时的条陈中,又以康有为的“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最能打动人心,在京城中甚有影响,杨锐也相当赞赏,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称:
“长素条陈,透切时弊,昨因高理臣给谏奏请派其出洋入万国弭兵会,亦近事之差强人意者。”
杨可能也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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