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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他是安全的，可这种安全又能持续多久呢？显然贾谊所指的火苗就是那些众多的诸侯国了。

这些诸侯国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贾谊认为强大的诸侯最危险，比如淮南国，皇上对他们如此的仁慈，他们仍然心怀不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因为他们有叛乱的本钱啊。因此贾谊给刘恒建议道，“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一个人如果得了手足肿胀病，小腿肿得象腰那么粗，脚指肿得象腿那么粗，若不及时治疗，必将成为难治之症，那时侯即便是扁鹊再世也已无能为力。贾谊认为现在的天下形势就很象是一个人得了这种手足肿胀病。为此，必须要尽快地削弱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的势力，可以用分封的方式把一个大国分化成若干个小国，直到使得他们没有能力叛乱为止。贾谊提出，这种情况若不尽快解决，等到将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就会悔之晚矣。

其实，贾谊的这条建议刘恒早就注意到了，不仅如此，刘恒还曾经尝试过这种办法，比如几年前给刘兴居兄弟们封王时，就是把齐国的土地一分为三，由他们兄弟三个分而王之。

当然了，贾谊再次地提出这个建议时，已把它归纳成了理论性的东西，也更是上升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刘恒非常重视贾谊的建议，不过他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而是用相当稳妥的手段在若干年后又拆分了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前元十六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四年），刘恒把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的齐国又一分为六，封齐悼惠王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同年，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封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还专门提到了太子的教育问题，贾谊说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贾谊认为，“心未滥，化易成。”在太子的童心未失之前是对他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最佳时机，而且教育还要得法，太子身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也很重要。

德才兼备的晁错后来被聘为太子刘启的老师虽然不一定和贾谊的这条建议有关，但是选中才能不在贾谊之下的晁错做太子家令，说明刘恒同贾谊一样，也非常重视对太子的教育问题。

前元十一年（公元前一百六十九年），刘恒的小儿子梁王刘揖在一次骑马奔跑的过程中不幸坠马而死。太傅贾谊觉得自己对不起皇上的知遇之恩，常常自责“为傅无状”，一年后也郁郁而死，享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英年早逝固然可惜，但是他在这短暂的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光辉篇章，诸如《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吊屈原赋》、《鵩鸟赋》等五十多篇优秀的文化精品，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几十年后，贾谊的孙子贾嘉大有乃祖遗风，也成为了当时的一代文豪。

刘长一案平定之后时隔不久，###国又发生了一件事。###侯太夫人为了抓捕一个逃亡的家奴，不惜动用数百名差役在###国境内大肆搜索，直把个小小的###国弄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

事情被上报到了朝廷，刘恒对丞相张苍、廷尉张释之说道，“记得朕从前曾发过诏书，要求各地官员切勿扰民劳民。###侯太夫人的此种做法，显然有违朕意，请问二位爱卿，此事该当如何处理呢？”

张释之考虑了片刻，然后从容说道，“回皇上，虽然###侯太夫人此事做得有些过分，但是按律法来说她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她有抓捕逃亡家奴的权利啊。”

“依爱卿所说，此事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刘恒很不高兴地问道。

张释之看出刘恒已经不高兴了，但他并不害怕，“照律法来说应该如此。不过，为禁后来者，皇上可下诏书禁止各地擅自征捕。”

“既然如此，那就依爱卿所言。”刘恒让步了。

前元七年（公元前一百七十三年），刘恒下诏除去了擅自征捕之苛法，其诏略云：“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张释之刚正不阿、依法办事，刘恒给他让步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张释之，南阳堵阳县（今河南省方城县）人。张释之最初是刘恒身边的一名骑郎将（相当于警卫），后来因为他的才华得到了刘恒的赏识，被提升为谒者仆射（谒者类似于军队里的传令兵，谒者仆射则是这些谒者的负责人）。

张释之任谒者仆射期间，有一次跟随刘恒巡游上林苑，上林苑中饲养着一些老虎、狗熊、野猪之类的野生动物。刘恒看到这些动物个个长的膘肥体壮非常高兴，他饶有兴致地询问陪同在身边的上林苑郎署（上林苑的负责人）这些动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如何饲养、如何繁殖等等，可谁知这位郎署由于紧张竟然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上林苑郎署尴尬万分之时，站在一旁的啬夫（上林苑中的一位小吏），立即上前替他们郎署一一回答了刘恒所提的那些问题。

刘恒对这位啬夫的回答非常满意，回宫后他对张释之说道，“郎署太不称职了，他还不如那位啬夫呢，你现在就为朕起草一份诏书，罢免上林苑郎署之职，提升啬夫为郎署。”

张释之认为郎署并没有失职，那些动物膘肥体壮就是明证，只不过是他这个郎署太过于敦厚老实而已，至于那位啬夫，张释之则觉得他完全是一个伶牙俐齿、哗众取宠的小人。因而张释之并没有急于去起草诏书，而是婉转地问刘恒道，“皇上认为绛侯周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周勃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刘恒回答道。

张释之接着说道，“记得皇上也曾经问过周勃全国一年判案多少件，钱粮收支多少等问题，当时不仅周勃回答不出，就连聪明无比的陈平也没有回答得上来，可是这并没有影响皇上对他们的重用啊，因为皇上看重的是他们的实际能力。臣以为，上林苑郎署并没有失职，看那些动物生长的情况就已知道了。而那位啬夫则是一位见风使舵、华而不实之徒，如果重用这样的人，那些踏实苦干的老实人就太吃亏了，而且照此下去，就会在朝廷之中形成一种只图虚名而不干实事的风气。因而臣以为，此事还须慎重考虑才是。”

听到张释之的这番肺腑之言，刘恒微笑道，“爱卿言之有理，此事是朕考虑不周，上林苑郎署就继续留任吧。”

不久，张释之被提升为公车令（负责皇宫警备）。有一天，太子刘启与梁王刘揖违反禁令，行车到了皇宫外门的司马门仍不下车，张释之便连人带车一起扣住，后来还是薄太后下了一道赦免诏书，张释之才放走了刘启和刘揖。

事后，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得到了刘恒的好一顿训斥，刘启也因此开始记恨起了张释之。

张释之的依法行事不媚权贵的品德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很快他就被升任为中大夫，不久又被擢升为中郎将，然后又升至为廷尉（朝中的最高司法长官，位居九卿之列）。

张释之刚担任廷尉不久，就遇上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

一天，刘恒乘车外出视察，当车驾经过长安北面的渭河大桥时，突然从桥下跑出一人，驾车的御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惊了，它又跑又跳地狂奔不止，几次差点连车带马摔到桥下的渭水河里，数十名侍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制服了惊马。此时，坐在车上的刘恒虽未受什么伤，但也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侍卫们捉住了这个人，刘恒命侍卫把这人送到了廷尉府衙里。张释之亲自开庭审讯了此人。

这是一位老实巴交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身处威严的廷尉府衙，他早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了。看到这种情况，张释之先让他镇静了一会儿，然后用平和的口气询问这个闯下大祸的乡下人。

这个人战战兢兢地叙述起了事情的经过，“小人是高陵人氏，是进京走亲戚来的，刚刚走到渭河桥上，就听衙役们说皇上要从这里经过，这附近都要清道，禁止行人通行，小人是外地人，没地方躲藏，只好躲到了桥下。小人在桥下等了许久，以为皇上已经过桥了，才放心地从桥下走了出来，谁知小人刚刚走出来，就正好遇上了皇上的车马，小人吓坏了，只好拼命地逃跑……”

张释之审问完毕之后，立即进宫向刘恒汇报道，“此人违反清道禁令，应处罚金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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