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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景廷宾从件只村突围后,转移到成安县北漳堡,秘密地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7月,倪嗣冲带领清军赶至。景廷宾在郭家小村与清军激战,弹尽援绝,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威县处死。袁世凯借镇压景廷宾起义的余势,把《严拿拳匪章程》十一条重新张贴于各州县,想用严刑酷法压服广大人民。但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不断进行反抗。1903年玉田县农民起义,“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⑤次年,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展开活动。⑥1906年,祁口、大沽渔民为抗苛捐杂税,群起捣毁税局,赶跑征税委员,将起暴动。1907年,平山、灵寿、冀州等地掀起反对征收警捐的风潮。总之,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

注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②《中外日报》,1902年5月28日。

③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6,页8。

④同③,页10。

⑤《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23日。

⑥同⑤,1904年10月10日。

创建巡警

1900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1902年5月,他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①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

袁世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一面建议设巡警部。10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④次年1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宫廷的动静也在被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袁对京城的政治行情一清二楚。在揣摸西太后的旨意,“得君行权”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形成所谓“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而使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中经常占上风。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35,页6。

②《大公报》,1907年8月8日。

③十丈愁城主人(毓盈):《述德笔记》。

④同②,1907年2月6日。

⑤《汤觉顿致康有为书》,1908年4月。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270。

废科举,兴学堂

袁世凯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①他鉴于旧式的书院已经过时,不能满足需要,便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

早在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曾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当时,袁世凯还在山东,便抢先拟定学堂章程,聘请美国人赫士(W。M。Hayes)为总教习,于11月16日在济南试办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它成为后来各省举办学堂的榜样。袁世凯到直隶后,又延聘日本人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制定创办学堂的计划。1902年5月,先在保定办起直隶大学堂,聘美国人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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