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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2页）

五十年前，情况似乎大体相同。但是当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帐篷，没有牧民，没有牦牛，也没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引诱人们到它们中间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终由杨成武率领的非凡的一军团第四团，作为先遣团进入这片令人愉快的美丽的“海洋”，他们看到的就是这般景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杨成武领受先遣任务时，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诉他草地的危险。他说这项任务很艰巨，指示杨成武到毛儿盖进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草地的危险，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泽东警告杨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隐藏着沼泽，一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杨成武必须设法在这片沼泽地带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整个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摆在面前的敌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当务之急是必须很快通过草地，摆脱草地。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的部队正准备再一次集结来消灭红军。毛泽东仔细地向杨成武询问了他的部队的情况和衣着。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象魔鬼的恶作剧。

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华氏二十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八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毛泽东问杨成武；向导问题怎么办？　杨说，他找到一个年老的藏民，六十多岁，他熟悉草地的一草一木。我们用担架，由六名战士抬着他走。毛泽东同杨谈完之后，杨即率部队出发，出发前　杨又专门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她说了几句话。邓颖超的丈夫周恩来病重，没有见他。

四团通过了几座沙石山冈。山网上满都是黄色的樱草花，或者叫藏报春，一簇簇紫色的山花，白色星状山花，还有接骨木饱满的果实——它那毛绒的白花，此时，已变成可以酿酒的浆果，仿佛给大地铺上了花毯，这无疑是一曲鲜花的交响乐。然而，在长征者战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描绘这美好景物的片言只语。他们无心欣赏这些美景，脑于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张国焘还谈到了这些“美丽壮观”的鲜花。

下午三时左右，四团正在拼力奋进，但眼前的景象忽然起了变化。乌云密布，遮掩了大地。疾风穿过三千年来人迹罕至的野草丛生的荒原，撕裂着行进中战士们单薄的衣衫，寒气刺骨。这个一度如花似锦的乐园每年只有五天无霜期，年平均温度刚过摄氏零度，七月是摄氏十度半多一点（华氏五十一度）。

用县长杨秋的话说，草地没有夏天，只有延长了的冬天。红军经过的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冻。杨成武和他的部下所走的路并不好走——这里压根就没有好路可走——不过是藏族牧民踏出来的小路。东边有条好走的路，但因张国焘没有打下松潘，那条路走不通。左边的路（即张国焘要走的路）也比较好，但他远在西面，而且他坚持要去阿坝。

除了杨成武和他的部下竖起的路标，小路上没有别的标志。没有界标，只有漫无边际的齐腰深或高过腰际的野草，草的下边就是水。草地里有小块的硬地，足可以经得住一个人站在上面，但它们在野草底下，很难辨认。沼泽软得象豆腐一样，积水经常漫过胯骨。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

天下着雨。八月和九月是草地上雨季高峰。无法保持干燥。没有地方可以宿营，人们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坐在小丘上过夜，小丘小得连腿都伸不直。

没有食物。每人额外积存的四十斤口粮也快吃光了。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饭量也大。可是无法煮饭，无处生火，也没有木柴。他们只得嚼着未经磨过的麦粒。部队有半数人染上了讨厌的痢疾和拉血。粗糙的麦粒几乎要磨破他们的肚肠。

不过，今天的居民说，这里在夏末鸟很多：从北极飞往南方的大雁，随季节迁居的野鸭群等。有时，飞行中的鸟群黑压压的一大片，遮住了太阳，落在沼泽地里把草丛弄得沙沙作响。一年后，当第二方面军过草地时，贺龙将军指出害人的沼泽中鱼多极了。他每天花一点时间去钓鱼，在通过这片可怕的大地时，他一路上就不愁吃的了。“过草地时发生的某些悲剧也许是由于红军不会狞猎或捕鱼。而且，他们也不熟悉”野菜“的性能。这些”野菜“现在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里，说明这是红军当年为了活命不得不吃的食物。在展览柜中有一盘盘的多汁的蒲公英绿叶，有一碗碗的荀麻（可用来作鲜美的汤）和其他营养丰富的野生植物，而战士们当时却不了解它们的用途。

那个象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危秀英，她也搭救了好几个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给藏族妇女作宣传工作，回来时，发现同屋的伙伴给她留下一些蘑菇汤，她尝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发现，她的同志们全都躺在地上，好象都已睡下了，她大声地嚷道：“往里点，给我让个地方。”可是，她们睁大着眼睛，看着她，谁也不说话，也不能动弹，她们全都瘫在那里。她赶快取来冷水，泼在她们身上，使劲摇晃她们，她们终于醒过来了。她责怪她们说：“你们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给我留下点苦汤！”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们瘫倒了。

象红军中其他人一样，危秀英在进入草地之前就准备好了粮食。但粮食不够吃。她拣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过的青棵麦粒。她和她的朋友们用手从火里直接取出烧好的青裸粒。青棵粒被火烧只了，很快她们的脸也变黑了。危回忆道：“我们大家都长了胡须。”

粮食，粮食，粮食。每天都是这个问题。那个模样象赫鲁晓夫的老红军曾宪辉还记得他们进出草地时看到的青稞田。四周没有人烟。战士们收割了青裸，留下了借据。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时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过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过草地的人，日子最好过。他们可以沿着杨成武的先头部队给他们标出的小路走。小路很窄，容易消失。每过一天，路就变得模糊难找。体重的人和牲口踩坏了狭窄的小道，使小道淹没在水下和草底，因此很难知道向哪里插脚。杨定华说，过沼泽地有点象走在摆动着的浮桥上挪动一步就摇晃，而且你的脚很快就会陷进一堆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滑，而且象胶一样粘。一旦掉进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

他们一再迷路，甚至连藏民向导都难以辨明方向。一眼看去，各处的景物都一模一样。只有当太阳冲出乌云时，他们才能改正前进的方向。

艾格尼丝·史沫待莱一九三七年在延安见过一位长征老红军莫许的日记。他讲述了一个在泥淖中挣扎的同志的情况。莫许扶他站起身来，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他试图去拉那个人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莫许想给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许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莫许继续行军。那位战士的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当莫许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垂死的问志的悲惨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

毛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红军下雪山时病倒了，康复后又患了疟疾，疟疾好转后进入草地时又复发了。毛让他休息，给他服药，他才得以继续长征。

在他看来，这片草地是：“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里渺无人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回忆道：“我连一个人也没见到。村子里空空荡荡。我只记得有几只野鸟；到达班佑时，我们才见到了一些牲口。但是房子里还是空的。

经常无法烧开水或做饭。地太湿了，没有干燥的树枝（常常连一点树枝都没有）。人们嚼着没有煮过的硬麦粒，嚼得牙痛。

老红军给青年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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