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四十九,五十。”
最后她终于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放松了抓住吊环的手。她先伸直双腿,然后像猫一样轻捷地落在光滑的地板上。一落地她就走到穿衣镜前审视自己裸露的身体。
她仔细地研究着自己高高的身体:剃光的头,不同寻常的宽肩膀,有力的双臂,细细的蜂腰,男子般的臀部和修长的双腿。她凝视自己的目光没有丝毫的虚荣,只有客观评测,就像是在检查一件贵重仪器或者武器是否保养良好。这次黎明时分的检查和每天都要做的检查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和多数日子一样,她对自己感到满意。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但她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肌肉强劲有力而富于弹性。惟一的瑕疵是那些疤痕:耳后细小的疤痕,右臂下侧凸出的十字形疤痕,右大腿她自己用刀划的交叉型阴影,还有两个乳头下的锚状疤痕。这两个疤标志着她原来丰满的双乳被切除的位置。现在留下的是男性一样的乳头,不会妨碍她的行动,也不会招徕令人讨厌的目光。
玛利亚·贝娜瑞亚克审视过身体后,转身审视自己的巢穴。这间位于旧仓库顶层的房间还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产物。那时伦敦城里的年轻专业人士在不时髦的东区购买改造过的房产,因为这些房产便宜而且靠近他们工作的地方。但这个房间完全不像是雅皮士的住处。室内装潢师可能称它为朴素,但是用简单一词来描述它也许更合适。
她走到窗子旁边的四个开关跟前。
啪,啪。天花上垂下的第一只无罩一百瓦灯泡熄了,又亮了。
啪,啪。第二只灯泡也是一样,熄了,又亮了。
然后是第三只,第四只灯泡。
电灯的工作状态完全正常,她感到满意。紧接着,她开始每日功课的下一步。她顺着墙壁在房间绕了一圈,将精心设置的六盏聚光灯一一打开。灯全部亮了以后,她走到房间中心,仔细察看光线的角度,确保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照亮,不留一点阴影。将其中两盏灯调整了一下,确信黑暗全被赶走,房间完全明亮以后,她感到很满意,便检查了房间的其他方面,确信一切就绪。
健身器材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她走到那里,扶正墙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像,然后对它屈膝致礼。这幅木质耶稣像是神父将她从科西嘉孤儿院接出来后给她的,成了她房间朴素白墙上惟一的装饰。
接下来,她的目光扫过书柜。最上面一层只有一本书:《圣经》。下面一层是六盒录音磁带,还有一只随身听。五盒磁带上贴有某种语言的标签,而第六盒上的标志却是“声音训练”。最下面一层有很多激光光盘。所有东西都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她的目光转向右边,看到窗户、一张简朴的木桌和椅子。桌上整齐地放着一台便携式电脑和一只电话机。电脑和电话机都和后面白墙上的电话线插座相联。此外,桌上还有一只手表,一本薄薄的马尼拉纸文件夹。桌旁的地板上整齐地码着一堆类似的、褪了色的丈件夹,至少有六十个。所有这些文件夹都被剪去一角,就像过期护照一样,只有最上面一本除外。这本和桌上的一本没有标签,也没有剪角。正是这最上面的一本文件夹吸引了她的目光,惹得她叹了口气。
然后,她转过身去,目光迅速扫过简朴的小厨房,掠过相邻的卫生间门,落在公寓门上。她仔细检查了钢门的所有四只锁,然后走到门边大橡木柜前。
她打开柜门,这时可以看出柜子同时起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作用。左手边用作挂衣橱。一排男式服装整齐地与一排女式衣裙并排挂着。衣服的上面是一排精致的由真发制成的假发套——有短发,有长发。地板上,六双同样尺码的男鞋和女鞋整齐地排列着。
但是她真正用心检查的是柜子的右手边。这边的主要功能是工具架,就像许多郊区住户的车库墙壁上可以看到的那种。但是这里的工具不是用来干那些“自己动手”的活,也不是干花园里的活的。
最上面一排,三把刀挂在特制的钉子上。从左到右刀子的尺寸由小变大,仿佛是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刀子虽然干净,完好无损,但是刀柄的磨损却证明它们是经常使用的。这三把刀的右边是一把阔头弯刀,尼泊尔廓尔喀士兵使用的传统弯刀。她依次抚摸这些刀,摸到锐利的刀锋时,她内心感到一阵阵兴奋的震颤。
弯刀的下面是致命武器双节棍:两截木棍,每根长一英尺,由铁链相连接。两根淡色木棍的顶头都漆成浓浓的血红色。与双节棍挂在同一根钉子上的还有一根勒杀绳,挂在那里就像一根被丢弃的领带。再下面是三枝枪:一把硅酸盐九毫米口径半自动格洛克手枪,可以躲过金属探测仪;一把SIG飒乌尔手枪;还有一枝海克勒科克冲锋枪。最下面,横放在特制的枪盒里的是一枝高精密度远程狙击步枪,还有一枝泵式猎枪。枪支之间是贴着整齐标签的抽屉、架子,装满了零配件和弹药。
玛利亚动情地抚摸着这些宝贝,擦去海克勒科克冲锋枪管上一块脏斑,把SIG手枪下面的杂志剪页摆正。
所有一切都秩序正常,她感到很满意。于是放轻脚步走过房间,回到卫生间。她打开淋浴龙头,站在温暖的、源源不断的水流下面,拿起一块肥皂,在身上擦着,直擦得皮肤发红。她仍然用同一块肥皂擦洗剃光的头,抖掉刺激眼睛的泡沫。肌肉放松后她感到一阵愤怒和羞耻。她又想起了那位科学家,那位自从斯德哥尔摩事件起一直让她心神不宁的人。
这是她第一次失手,而且偏偏发生在她眼中最危险的目标身上,她感到这是对自己的讽刺。所有其他的目标都是不折不扣的魔鬼:武器贩子,摄制黄色电影的人,在电视上骗人的传道人,为私利而歪曲法律的律师,还有一些大毒枭。这些人邪恶的面目容易认清,因而也容易消灭。她刚刚从神父手中接过有关汤姆·卡特博士详细资料的文件夹,就意识到这一位与其他目标不同。他的罪恶比起那些被她处决的人来更大、更阴险。而社会却认为他那亵渎神灵的遗传学是有益的。社会甚至把他看做救世者而嘉奖他。玛利亚觉得世界上最邪恶的就是那种打着正义旗号,轻松地欺骗世人的人。
玛利亚感到内心的愤怒越来越强烈。她是复仇女神,她不会失手。她特地选择卡特博士最荣耀的那天晚上,在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地方下手,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他的所谓成就是徒劳无益的。她意图使那次行为成为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袭击,干净利落,在那位无神论者还没倒地之前她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想到他的同事将他一把推开,而他的妻子成了替死鬼。
她使劲地在皮肤上擦肥皂。她应该先解决了他的同事杰克·尼科尔斯。这个人在联邦调查局时就是一位英雄。当年正是特工人员杰克·尼科尔斯抓到了系列杀人犯“快乐山姆”。这个杀手每次杀人后都要切掉被害人的嘴角,为的是“让他们微笑”,“让他们找到快乐”。这些情况她都了解。他脸上月牙形的疤痕她看得清清楚楚。这块伤疤是杰克·尼科尔斯抓住杀手,拧断他的脖子之前被杀手刺伤留下的。真不应该,她应当估计到这位前特工完全可能帮助他的朋友。真是欠专业水平。不可饶恕。
玛利亚关掉淋浴,从毛巾架上拿起一条粗毛巾,将身体大概擦干。之后她一边擦着身子一边走到桌前,拿起马尼拉纸文件夹。她打开文件夹,瞥了一眼下一次“正义刺杀”目标的照片。
她的手伸向地板上那堆相似的文件夹,除了一个以外,其余所有的都剪了角。每次行动都大功告成,只有一个例外。她拿起最上面未剪角的文件夹。打开文件夹,她盯住汤姆·卡特的照片:她惟一的一次失败。照片上倔强浓密的黑发下那双锐利的蓝眼睛似乎也在盯着她。坚强的下颌赋予他长长的脸一丝倔强的性格,这使她更加下定决心要阻止他。她极其强烈地希望能够完成已开始的行动,然而她知道目前还没有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她至少能去见一见卡特博士,让他知道对他的惩罚只不过是被推迟,而不是取消了。她看了一下电话旁的手表,确定一下时间。她必须赶紧动身,否则会赶不上协和航空公司的航班。
她很不情愿地将卡特博士的材料放回去。重看这些材料再次搅起她心中的焦虑,她的手指开始掐大腿上新留下的青紫伤疤。她一边回想伯纳德修士和神父获悉她的失手之后她所感到的屈辱,一边更使劲地掐着。复仇者的第一次失手。伯纳德修士将她好一顿训斥。
她转过身,再次走到耶稣像跟前,跪了下去。她迅速做完了十分简单的祈祷:下个月完成曼哈顿的正义刺杀之后,神父能再给她一个机会干掉那科学家。
第四章
波士顿 比肯山
第二天早晨汤姆·卡特醒得很早。他伸手去摸大床另一边的奥利维亚。然而,他摸到的只是凉冰冰的空被窝。这时他才记起妻子已经不在了。自从枪击事件发生以来,每天早晨都是如此。有时他想是否一辈子都会这样。他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床头柜上的钟闪着上午五点三十分。这时,他的心又被第二个可怕的担忧刺痛了。
一年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五十二个星期?三百六十五天?八千七百六十小时?不管用哪种方法计算都不能使一年的时间变得长些。一年的时间太短了,但是按照丹的预测,霍利只有一年时间——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如果找不到治疗方法,她能再过一个生日就算很幸运了。
丹告诉他霍利的发病时间时,他几乎感到一种奇怪的解脱。期限太短,他确实无能为力。他有足够的理由放弃寻找治疗方法;他只需集中精力协助找到谋杀奥利维亚的凶手,同时保证霍利最后的日子尽可能过得快乐、无痛苦。然而,这决不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一向认为被动接受命运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他从床上坐起来,摇摇头,尽力理清头脑中纷乱的思绪和担忧。即使只是开始考虑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霍利,他也需要换个看问题的角度。在他看来,只有一种方法能提供这种新角度。在向他父亲和杰克透露这个消息之前,他必须和一个人好好谈一谈。在他感到疑惑、感到危机的时刻,此人总能耐心地倾听他的诉说。
汤姆拖着沉重的双腿下了床,走到隔壁的卫生间。浴缸旁边仍然整齐地排列着奥利维亚的洗发水和发胶瓶。这家里许多东西都是经奥利维亚的手安排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些瓶子在内,时时都令人想起她曾经存在过。但他现在还不忍心处理掉哪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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