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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遣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

安东将军王浑出横江；

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

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

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

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东下。

以上六路军共二十余万人，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将中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的二路军队进展颇为顺利。二月，王濬、唐彬攻克丹阳（今湖北秭归县）。先是吴人于江中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阻挡晋船舰。王濬为破除此等障碍，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于是船舰无阻。晋军相继克西陵、荆门、夷道。

杜预遣牙门将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泛舟趁夜渡江袭乐乡，吴都督孙歆惧，与江陵督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旨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拒王濬，大败而归。旨等率伏兵随歆败军入城，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王濬水军继之而至，遂克乐乡城，杀吴水军都督陆景。杜预亦克江陵，杀伍延。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州郡皆望风而降。杜预仗节称诏而抚安之。

在东面，吴军更遭到惨败。孙晧闻王浑之军南下，使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众三万渡江迎战。至牛渚，沈莹言：“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上流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不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畜众力，以待其来，与之决战。若幸而胜之，江西自清。今渡江与晋大军战，不幸而败，则大事去矣”。张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众心骇惧，不可复整。及今渡江，犹可决战。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捷，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胜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士众散尽，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

三月，悌等渡江，围王浑部将张乔于杨荷桥（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二十里）。乔众才七千，闭栅请降，诸葛靓欲屠之，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属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敌，故且伪降以缓我，非真伏也，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进前与晋扬州刺史周浚结阵相对。沈莹率丹阳锐卒刀楯五千，三冲晋兵，不动。莹引退，其众乱，晋军因其乱而乘之，吴兵奔溃，将帅不能止。张乔自后击之，大败吴兵于版桥（今安徽含山县北）。诸葛靓率数百人遁，悌为晋兵所杀，孙震、沈莹等亦阵亡，吴人大震。

是时，王濬已破武昌，乘胜顺流，直趋建业。孙晧遣游击将军张象帅舟师万人御之，象众望旗而降。濬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军势甚盛，吴人大惧。时王浑及司马伷亦临近境。王濬最先入于石头。孙晧面缚舆榇，诣军门降。濬解缚焚櫬，延请相见。收其图籍，领州四（荆、扬、交、广），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

吴自孙策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始入江东，据有丹阳、吴郡，至此（280年）历85年而亡。于是中国复归统一。

一、募民屯田的举办

关于曹魏屯田的兴办，本书第三章已经提及，这里再进一步探讨如下：

曹魏屯田，颇为史家重视，唯其中一些问题，迄未取得一致意见，因之在叙述时，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认为稳妥的想法陈说。屯田制度固完善于曹魏，其渊源尚可追溯到汉代以前。我先民自古即注重农事，操国柄者皆知战胜或御敌，都离不开军粮供应。故晁错《论贵粟疏》引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神农”虽非真有其人，但假托者至少亦为战国时人，则可相信。秦孝公时，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像商鞅这样给移民以国有土地而令其耕作，再以所产粮谷供应军食的策略，已与曹魏募民屯田有类似的目的与情况。《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0916＿0207＿1；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一带置四十四个县城。以上两种措施显系移民垦殖，以供军食而固边防。《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载主父偃对汉武帝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其中“内省转输戍漕”语，无论对秦对汉都同样适用，如果说秦始皇置县移民，原无就地产粮供军以省从内地运粮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可以相信屯田从战国时已见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错在其著名的《守边备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实边的经验而发扬完善之。其要点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还建立伍、里、连、邑组织，于农暇进行军事教习，并修筑防御工事。疏中所言安置内地移民诸措施，如“审其土地之宜”；“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都与曹魏屯田相类似。其渊源关系不言而喻。汉武帝时，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和西域的开通，汉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屡兴屯田。东汉初年，陇西太守马援在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兴办之屯田，将收获物与田户中分，为屯田收租开一新法，而为曹魏所沿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陈登屯田时间较曹操在许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实，表明屯田之制，并非曹操独创，而是商鞅变法以来长期积累演进的结果。至于曹魏屯田规模与作用之大，则为前代与后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的兴办，陈寿在《三国志》卷1《武帝纪》只有极简短的叙述：

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裴注于此下引《魏书》言：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

《资治通鉴》卷62建安元年载：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从以上三处记载看：裴注引《魏书》把屯田的创办，归功于曹操本人，未提谁曾向操建议屯田之事。《通鉴》则引用了《魏书》对当时诸军普遍缺粮的叙述，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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