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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①日本参谋本部档案,参外第201号第一·极秘。见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

②故宫陆军部军学司档。

北洋军的地位及其本质

据练兵处和陆军部的档案资料统计,北洋六镇官兵实额约有六万八千人,加上北洋各陆军学堂的学生总计也不过七万人。但是,它在当时清军中却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看它在全国新军所占的地位。清政府于1904年定出分省限年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庞大计划,但到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只编成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总计十七万余人。北洋六镇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北洋六镇以外的北方新军,如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第二十镇等,或是由六镇派生出来的,或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的,直接或间接也受袁世凯控制,事实上在北方形成了一个以袁氏为统帅的庞大的军事集团。而南方新军,如湖北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江苏第九镇,福建第十镇,云南第十九镇等等,原则上都是各省督抚自行筹饷督练,饷缺械少,零星分散,操法也不尽一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军中,甚至担任了重要军官,他们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鼓动新军不断起义。清政府对南方新军的忠诚极表怀疑,从而更加重视北洋六镇。

其次,从新旧军的比较来看。1905年后,从全国范围说,旧军主要有满八旗、绿营和巡防营三大类。满八旗共二十五镇,号称二十五万,实际仅十八万三千人,分驻于北京、南京、广州、福州、西安、荆州等城市。除驻北京的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三营等使用新式枪炮外,大都仍旧使用刀矛弓箭。旗营官兵为世袭制度,生而吃粮,颓废不堪,甚至有的不识弓弩为何物,已腐化为一种专靠俸禄过活的寄生虫。

全国绿营经多次裁减,到1905年仍有四十四万四千人,据记载,“此种兵丁散驻各州县,半皆其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衣帜率皆霉敝不堪……无论不能应战事,即捕揖盗贼亦难得力,甚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①

1906年4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巡防营是清末仅次于新军的一支重要武力。它的一部分是1901年以后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陆续编成的,大部分则是由防军和练军改编的。自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湘淮军等勇营驻防各省要地,称为防军。练军是1901年以前由绿营中“选精壮”编练成的。所以巡防营也可以说是防军和练军之变名。巡防营由各省督抚提镇统率,是地方的军队。如当时广西龙济光和陆荣廷,奉天张锡銮和张作霖,以及张勋等人所统率的巡防营,都是这类军队。巡防营从旧军中脱胎而来,军官多是行伍出身,仍以统带官的姓氏为旗号,但使用新式武器,练洋操。所以算是半旧半新式的军队。

新军(主要指北洋六镇),其阶级本质和旧军没有区别,并且有些步营骑营也如巡防营一样。是由防军或练军改编而成的。用人唯亲和军官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依然如故。但是总的说来新军较旧军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面上改变了旧军“兵为将有”的情况,打破了旧军以营官的姓氏为旗号的旧规。其次,各级军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大部经过各种武备学堂长期或短期训练,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第三,旧军各营所用武器十分庞杂,既有大刀长矛,也有洋枪洋炮。新军禁止使用刀矛,装备完全近代化。如北洋各镇都装备有近代大炮,除第一镇步兵使用日本制造的麦及枪外,其余五镇都用1888年式毛瑟枪,带刺刀。军服为蓝色(后改为土黄色),仿欧式,标红色徽号。军官在帽沿上加标军阶级别。表面看去整齐划一,与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衣冠不整的旧军比较起来,迥然不同。因此,当朝权贵们一致把新军视为擎天柱石。

需要指出的是:北洋六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编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1904…1905),北洋处于第一线。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于奉直边要各地方”,“统筹布置,派兵严防”。②袁即打着保卫“畿疆”的幌子,要户部筹饷,大肆扩军。如1906年,清政府的军费开共三千五百万两,除五百万用于海军外,在三千万陆军军费中,用于北洋六镇及各学堂的约占四分之一。③但是,以“御外侮”为名,动用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实际上并不是一支国防军,而是一支压迫国内人民的军队,进行内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从创立到灭亡,从来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放过一枪。相反,它一产生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国内的人民起义或革命,如广宗景廷宾起义、辛亥革命、白朗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都是被它绞杀的。

注释:

①《大公报》,1904年5月25日。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6,页1。

③陆军部编:《中国陆军概况》,1908年。

镇压景廷宾起义

袁世凯北洋虎狼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第一笔血债,便是绞杀景廷宾起义。

为了向帝国主义各国缴纳庚子赔款,清政府命令各省从1902年起每年摊派银子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其中直隶分摊八十万两。此外,各州县还要向本地方的外国传教士赔款。这种“地方赔款”全国总计约有二千万两,其中以直隶为最多。这笔庞大的赔款大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加在人民身上。

直隶广大人民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本已濒临冻馁的边缘,又被摊派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为逢迎帝国主义,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2年3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1861…1902),广宗县东召村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24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1901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这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也使一般中小地主怨声载道。而且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更是火上加油。广大人民多次聚众抗议,声称中国人决不纳“洋捐”,并公推景廷宾为总团头,准备武装抵抗。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大为惊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从来当国家大难以后,威权不振,奸人最易生心,如不迅加扑灭,恐草头英雄纷纷揭竿,内讧外侮一时并起,大局尚堪问乎!”①他立即指派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率领练军驰往广宗镇压。3月3日晨,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指挥联庄会的农民,奋勇抵抗,给清军很大杀伤。到下午,景廷宾见寡不敌众,便撤出东召村,率领队伍转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宣布起义。

自从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进一步认识清楚了。尤其在清军血洗东召村后,广宗地区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样就促使他们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景廷宾的活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义军迅速扩大,“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②骨干是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不久,起义军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他们袭击清军,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处决法国神父罗泽溥,受到各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邢台,内邱、新河、南宫、平乡等州县的联庄会纷纷响应,一时都卷入“扫清灭洋”的怒潮中。

景廷宾起义后,中外反动派都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十分惊慌。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催促清政府派兵进剿。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扑灭。袁一边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③;一边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派自己的心腹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又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率领,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各路军队大张旗鼓,合围广宗。袁世凯亲自到前线督战。5月8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清军包围了件只村,先用大炮轰击,续用步兵冲锋,马队分布左右两翼包抄,很快攻入村内。起义军用大刀长矛英勇阻击,与清军展开激烈的肉搏,许多骨干分子壮烈牺牲。景廷宾见势不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占领件只村后,屠杀老百姓,抢夺牲畜财产,焚烧民房。附近各村庄也同样遭到浩劫。

袁世凯的烧杀政策,不但激起人民的强烈忿恨,就是一些地方官吏也为之愕然,纷纷给朝廷上奏折,或骂他是“民屠”,或参劾他“纵兵扰民”,或要求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军官。袁复奏时,曾引用曾国藩屠杀太平军时所说过的一句话——“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来替自己狺狺申辩。袁并对爪牙百般维护,说:“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遗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④困此,段祺瑞、倪嗣冲等不仅没受到惩办,而且由于他的奏保,都赏戴花翎,并加“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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