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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三二页,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其名声更加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第二部分:前奏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他还没起床吧!”茶房答道。“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帜,于一九○四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人便是蔡元培。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一八九八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才。

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一九○二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引者注:蔡元培号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便道出来意。“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二十六日上午说过的话。“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忧解难。”蔡元培真诚地说道。沉思了一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主意真多,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说道。“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却又道:“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追问。“胡适先生!”陈独秀道。“久闻适之先生大名。倘若仲甫先生代为引荐,适之先生归国之后能到北大任教,则北大既得龙又得凤了!”蔡元培兴奋地说道,“当然,文科学长一职,仍由先生担任。适之先生可另任新职。”“不,不,文科学长一职,只是此时无人,弟暂充之。”陈独秀谦让道。就在这次中西旅馆晤谈后十来天,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三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一月十五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呼,遗老遗少不以为然。既然任命已公之于众,陈独秀也就在一月下旬赴京上任。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一九一六年九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第二部分:前奏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1

陈独秀行魂未定,便有人敲门。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

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一九○四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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