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钱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
没人举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
“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头儿。
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水是黑色的,盖着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浓度超标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
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杆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荡。
河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入了厂工作,回来拿细绵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有热水澡堂,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着搪瓷盆子冲着看门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蓝的,我妹是粉红的,好不得意。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人人都喜欢工厂,厂门前有了集市,热闹得很,大喇叭里翻来滚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声震四野。有露天电影,小朋友搬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小铁椅,可以把红木板凳挤到一边去。放电影之前常常会播一个短纪录片,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说的是临汾。我妈带我们姐妹去动物园时,每次都要提醒“电影里说了,树上柿子不能摘,掉下来也不要捡,这叫花果城”。
纸厂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边上,排着冒白沫子的黄水,我妈说这是碱水,把东西泡软了才能做纸。小朋友一开始还拿着小杯子去管子口接着玩,闻一下龇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变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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