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袁氏家书》卷7,页13。
'3'同④,卷3,页33、39。
'4'同④,卷3,页57。
'5'同⑧,卷7,页22…35。
'6'同⑩,卷6,页13。
'7'同④,卷4。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所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杜俄人之窥伺”。①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偷安一时的主观企图。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1885年7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KarlWeber)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送大院君回国;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②
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的结果,选中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③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口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所常识,认为是“后起之秀”。④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办妥,李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⑤李对袁的器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而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海军。1885年8月他致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不甚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⑥袁世凯功名心切,听不进堂叔的劝告。9月27日,他护送大院君从天津出发,10月5日抵汉城;谒朝鲜国王,面陈一切。大院君回国并没有达到李鸿章预期的效果,徒然引起闵妃集团的惶惑和愤懑。闵妃集团不但铲除了大院君的左右,并以国王名义传谕文武百官,严禁与之往来或私通信件。袁世凯虽然多方调解,也无法缓和矛盾,只得“授应秘计三件”之后,⑦于15日离开朝鲜回国。
袁世凯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即谕令陈树棠辞职,并奏请委派袁接办,吹捧袁说:“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⑧李不希望袁接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企图通过袁加强对朝鲜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提高袁的权限,他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藉资坐镇”,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在头衔上加上“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⑨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⑩
李鸿章的超拔,使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心。他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1'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2'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对“内意帅意(指清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3'
11月13日,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西文翻译唐绍仪(1860…1938)、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袁世凯一向主张加强对朝鲜政府的控制,在1884年镇压开化派以后,就曾发出“设立监国”的狂议。现在,李鸿章赋予他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权力,又写了一封信给朝鲜国王荐举他说:“以后贵国的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4'袁认为实现他宿愿的时机已到,遂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名义,极力推行李鸿章制定的政策,而且,遇事断然措置,行险侥幸。李鸿章虽然看出他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但有时也不得不被他所左右。'5'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袁既是对朝鲜政策的推行者,又是制定者。
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的“宗藩关系”。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脱离这个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且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比较重要的事情,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朝鲜国王很难实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1887年8月,朝鲜国王决定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后改派赵臣熙)出使英、德、法、俄、意五国。袁世凯认为派使出国有损“宗主国”体面,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先提出必须报请清政府批准再派,后又加上种种限制条件。朝鲜国王不顾袁的阻挠,断然派朴定阳出国。这对于以“宗主国”代表自居的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派赴欧洲五国的使臣赵臣熙乃滞留香港,观望形势。袁主张严办朴定阳,则赵必“畏罪”中止。后来,朴定阳返国,袁胁迫朝鲜国王惩办,僵持一年多。最后,朝鲜国王为敷衍袁,只得将朴免职(不久又起用),派使赴欧洲的事也未实现。
此外,对闵妃集团与大院君之间的倾轧,袁世凯表面上居间调停,暗中却支持大院君。他笼络国王身边的侍臣,结交宦官,探听“宫中一切动静”,'6'甚至企图废黜国王,另立新君,以大院君摄政。他的废立计划虽未实现,但影响颇大,从此闵妃集团与他的关系更加恶化。闵妃反过来进行驱逐他的活动。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他,另“选一公正明识者”。'7'当时,日本、美国以及俄国正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以便趁机扩大它们的侵略权益,闵妃集团的反袁活动,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袁世凯有李鸿章撑腰,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动摇。李认为他“处群疑众谤之地”,“西人勾连讪谤在所不免”。'8'在光绪十八年《奏保袁世凯片》中,又说他“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豫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9'真是揄扬备至。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李鸿章撑腰,还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当时,英、俄矛盾日趋尖锐,在朝鲜问题上也反映出来。沙俄于1884年和1888年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水路和陆路通商条约,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又不断派军舰侵入朝鲜东北海岸,企图染指永兴湾。英国恐沙俄夺取朝鲜,危及它在远东的利益,遂极力怂恿清政府维持其“宗主”地位,借以抵制沙俄。为了表示尊重中国的“宗主权”,英国仅派总领事驻汉城,直接由驻北京公使领导。英国历任驻朝鲜总领事,贝德禄(E。C。Baber)、禧在明(W。C。Hillien)、倭尔特(T。Watters)等,对袁的言行都非常欣赏,而且极尽怂恿之能事。当时,朱尔典(J。N。Jordan1852…1925)在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任职,与袁的关系极为密切。1915年袁称帝时,朱说他与袁有三十年的交谊,渊源于此。袁对于英国的“友好”态度,心领神会,因此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只知顽固坚持封建的“宗藩关系”,一味醉心于权谋诈术,并自信依靠他的技术,足以控制形势,完全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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