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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谭见袁不肯立即率兵相救,只好同意袁的办法,接着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信誓旦旦地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信以为真,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⑩

袁世凯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筹思”,深感光绪帝无实权,维新派又多是些空谈的书生,而西太后掌握权柄三十多年,朝里朝外都是她的心腹,树大根深,不易动摇。如投光绪,必将自身不保;如靠太后,则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遂于20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维新派的计划全盘托给荣禄。荣禄惊问:“子意云何?”袁答:“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1'袁出卖了维新派,使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绞杀变法运动。

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即命荣禄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囚禁光绪。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词,宣布自己临朝训政。下令搜捕维新派。

9月25日,西太后召荣禄进京,授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邀功,袁对追捕维新派十分卖力。梁启超于25日逃到塘沽,登上日本军舰。袁派道员黄史镇前往交涉,又派新建陆军洋教习魏贝尔到舰上探查。最后,因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只得罢手。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京先后被捕,于28日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捕前夕,维新派都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他把自己的书稿送交梁启超,坐待逮捕。就义之前他悲愤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3'表现了维新志士献身救国的高尚精神。

与此同时,参预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就这样被浸在血泊之中,宣告彻底失败。血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力挽救民族危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袁世凯的血腥叛卖手段,使荣禄对他的“才干”更加赏识,也赢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曾有亲贵王公以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欲治其罪。荣禄出面保护他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4'西太后为表示对他信任,也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又颁给赏银四千两,以示优渥。此后,袁专以西太后和荣禄为靠山,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1898年底,袁世凯为迎合西太后和荣禄的意旨,提出编练武卫军以增强中央统治实力的建议,得到荣禄的赞许。次年初,荣禄遂设北洋军务公所,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四军为武卫左、右、前、后军,又自募二十七营直接统率,称武卫中军,组成了拱卫京师的五大军。这是清廷的基本武力。同年6月,荣禄奏保袁升为工部左侍郎,仍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一万人。

注释: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页549。

②同①。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页16。

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同①,页346。

⑤同④,第344页。

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①,页263。

⑦《康南海自编年谱》,同①,第4册,页161。

⑧同③。

⑨同①。

⑩关于袁世凯与谭嗣同谈话的内容,各书记载大致相同,唯是否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一事记载颇不一致。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不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事。《康南海自编年谱》和袁的《戊戌日记》及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则都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根据各种史料判断,维新派曾要求袁立即率兵进京,诛旧党,助行新政,是可信的。此处即综合上述史料写成。

'1'同①,页466。

'2'同①,第4册,页53。

'3'《谭嗣同全集》,页512。

'4'同④,页351。

升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局促在小站一隅,时刻想出任封疆大吏,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卷入帝后两党、新旧两派的斗争以后,对国内政治形势更加关注。

德国于1897年借口“钜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以后,接着又强占土地,修筑胶济铁路,将山东一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和沙俄对抗,租占威海卫,又强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广州湾以后,把云南和两广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也从清政府取得不割让福建给别国的保证。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对抗瓜分狂潮的义和团爱国运动迅猛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反封建压迫的秘密结社,参加的人主要是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劳苦群众。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深入这一带农村,传教士勾结土豪,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放高利贷,搜集情报,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义和拳就逐渐地转变为群众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组织,并且在与教会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1899年夏天,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①这使帝国主义者感受到莫大的威胁,他们不断敦促清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又有盲目排外思想。在反帝怒潮面前,他既无力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如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处。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②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屠杀中国人民的任务。

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心。1899年5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一封信里,他大意说:“内有德酋请治其罪,地主(指毓贤)复求其疵,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说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对毓贤的作法表示“不胜愤闷”。③7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④即消灭义和团运动,而与帝国主义者和好。11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帝国主义者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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