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袁世凯一边主张联络欧美国家牵制日本,一边却畏日如虎,极力压制和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对日本交涉时,他一贯采取退让的方针。如1908年2月,私运军火的日本船“二辰丸”在广东沿海被中国炮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竟向中国外务部“抗议”,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当时,广州,上海等地群众纷纷集会,相约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的蛮横无理。袁明知“外商私运军火,接济海盗,虽非正当”,但仍认为中国炮舰竟敢落下日旗,实属“操切从事,无不谬误”。他先要求由英国“公断”,日本拒绝;后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迅速上升,唯恐引起日本不满,急忙于3月15日宣布接受日本要求,将所有军火照价收买,不使日商受损失,外务部向日本驻华公使赔礼,于释放“二辰丸”时,鸣炮道款,并惩办办理此事“失职”各员,使日本政府“深喜”。'1'此后,袁氏还无耻地自我夸耀说,这是他办外交的成绩,因为没有引起“重大交涉”。
由以上几例可见,敢于悍然与人民为敌,以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2'这就是袁世凯卖国外交的准则。难怪帝国主义各国大都对他另眼看待,视为至宝。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气派大,爽快,可以信赖”。1908年6月1日,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司给德国首相的公文中满意地说:“凡与袁世凯在大的问题上有公事往来的人都能给他这个赞美,即他总是维持他的诺言”。'3'
注释:
①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页40。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页870、872。
③《大公报》,1907年12月30日。
④同②,页861、862。
⑤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版,杂录页3。
⑥同②,页863。
⑦克罗莱(H。Croly):《司戴德传》(WillardStraight),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5年版,页226。
⑧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3,页37。
⑨李约翰(J。G。Reid):《清室逊位与列强》(TheManchuAbdicationandThePowers),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35年版,页107。
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册,页286…287。《日本外交文书》第41卷,第1册,页82。
'1'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4,页22。
'2'《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
'3'同⑧,页48。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接收了李鸿章淮系军阀的班底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内结亲贵,外树党援”,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对国内人民穷凶极恶,对国外敌人俯首帖耳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北方地主买办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多地代表北方各省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封建性质的苛捐杂税。封建苛捐杂税是北洋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主要经济源泉。北洋集团的“强有力”和繁重的赋税可以说差不多是同一概念。袁世凯推行新政,除练兵费绝大部分由户部和练兵处供给外,其余都是由他自筹。对人民进行封建性质的搜刮,是他筹款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天津,他专门设立“筹款局”,以张镇芳为总办。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1892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1903年由京至津,投靠世袁世凯,以贪诈著名。①袁氏依靠张镇芳等一帮聚敛能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在原有的田赋徭差、苛捐杂税以外,给人民又加上一大笔新的负担,如:
(1)恣意加重旧捐税。自1903年加抽烟酒税,烟酒一斤收税十六文(至1907年又改收银一分四厘)。每年刮得银八十万两。长芦盐每引加价四文,实交银一两二钱,每年刮得银七十万两。又以“整理永平七属盐务”为名,巧立名目,“化私为公”,每年刮得五十万。到1909年长盐课每年总计刮得五百十七万两,约占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
(2)滥增新捐新税。1903年奏定“开办印花税试办章程办法”八条,禁例十条,规定民间买卖契约等都要贴印花税,有应贴不贴或所贴不足者,一经查出,照偷漏数目罚款二十倍。从当年4月试办,原计划每年刮得一百二十万两,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未能全面推行。1904年设立“督硝公司”,开始向硝户征税。次年又成立“渔业公司”,征收鱼船捐和鱼税。渔船按大小纳捐分为六级,由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鱼税值百抽三”,“一买一卖共得六分”,“贫苦之民手提网罟打鱼只得三四斤者”,“必勒令完税”。②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自治捐、房捐、妓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不是直接间接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杨士骧于1909年所供认的:“近则新政迭兴,用款日巨,如学堂巡警等费,亦无不取给于民,大县岁需六七万串,小县亦需二三万串……而民间担负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③
(3)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清代“赋有常经,差无定额”。袁世凯不能直接增加田赋,便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变相增加田赋。如定县每亩附加税增长指数,1899年为100,1903年增至137。78,1907年达355。59。④各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由此可以想见一般。至1909年直隶田赋实征达三百十六万两。在徭差上袁也打主意,直隶为为近畿省分,本来徭差“繁剧”,他又命令各州县加征,使民间岁出徭差一项,大大超过额征粮银之数。而且由于“劣绅痞棍包揽把持,从而分噬,公家有一分之差,民间有倍蓰之费”。⑤
(4)强夺“中饱”。1902年9月,袁以“整顿吏治”为名,奏请从1903年起将各府优缺优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酌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刮得银约三十万两。此后他还上奏西太后,宣传“提中饱”是广辟财路的妙法。西太后怦然动心,立即命令各省仿照办理。这种“提中饱”的办法,表面上取之于官,有人谑称为“抽官捐”,实际上仍是刮之于民。当时《中外日报》就指出:“为官者亦知朝廷既分其肥,则此事不足复虑,朝廷取其一,而彼且征其百,自此以往朝廷再无可以约束官吏之权,小民亦再无可控告之法,吏治不修,民生穷蹙将十倍于今日。”⑥
(5)摊派公债。1905年1月,袁世凯奏请以银一百二十万两作抵,发行公债四百八十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举办的公债。其中一部分硬行摊派天津、保定绅商购买,大部分则由外国银行或洋行贷借。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举借外债。
其次,袁世凯还大力经营路矿企业。北方各省的路矿企业大都是李鸿章创办的,大买办盛宣怀?
https://www.cwzww.com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abxsw.net dingdianshu.com bxwx9.net
kenshu.tw pashuba.com quanshu.la
tlxsw.cc qudushu.net zaidudu.org
duyidu.org baquge.cc kenshuge.cc
qushumi.com xepzw.com 3dll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