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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章 走向暴风雨（第1页）

“是啊，不管皇阿玛怎么想，军机处议事还是以皇阿玛的意思为主，我能渐渐做主的地方，眼下也只有南书房，不过……”所谓南书房，原本是先前康熙时代，康熙皇帝诏对词臣之所，后来康熙在南书房时间长了，南书房便也兼有部分议政之权。可到了军机处成立之后，南书房又再次成为清廷安置词臣之所，这时嘉庆未得亲政，乾隆精力又已渐衰，许多朝堂要事应对不及时，是以嘉庆也频繁前往南书房，让南书房短时间内恢复了一定议政之权。这时想到阮元的南书房入值之职尚在，嘉庆和纽祜禄氏心中也似乎都有了新的计划。

“皇上，眼下皇上您在宫中能用的外人，主要就是南书房的人了。既然如此，阮元究竟是能为皇上所用，还是能为和珅所用，其中关键，只在于皇上您的念头。”纽祜禄氏道：“阮元此人我了解不多，但您也和我说过，他所引用两浙名士，大多均有实才，浙江每年送到京里的优等试卷，也各自言之有物。如此可见，他当是实心为官之人，而非无能或矫饰之辈。既然这样，皇上若能以诚相待，他也必然会尽忠与您。和珅让他仍然留在南书房，或许有他的想法，可这对您而言，也正是最大的机会。”

“贵妃所言，确有道理。”嘉庆也不禁点头认可纽祜禄氏，只是他在位三年，大事都是乾隆独断，自己虽已年近四旬，却未能真正决定过什么大事。是以此时面对扑朔迷离的形势，他也不禁有些担忧，道：“只是和珅究竟是如何想法，朕却还不清楚啊。看来，后面的事，就只能等阮元回京了。”

不知不觉间，嘉庆三年已经进入九月，距离阮元北上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阮元自从得了北上诏令之后，也一边准备行装，一边想着在浙江之日，便将《经籍籑诂》编撰完毕。八月的最后一段日子，他也和之前寻来的两浙儒生们一道，进行最后的删修定稿，想着钱大昕对修书之事，也一向颇有兴致，也修书一封，请钱大昕帮忙作序。钱大昕听了阮元这部古文字书即将完成，也自然大喜，不仅连夜起草，作序一篇，也特意来到了杭州，想一睹新作真容。到了九月之初，《经籍籑诂》这部一百零六卷的训诂学巨著，终于刊修完成，阮元等人也一连庆祝了数日。

这一日风和日丽，虽然已是九月，却仍有些暖意，阮元也同谢启昆、钱大昕一道，前往西湖中苏公祠游玩。苏公祠原是为纪念苏轼所修，阮元入浙之时已渐衰朽，是以阮元与谢启昆、秦瀛等人一道出资，在湖中重新兴修苏公祠，此时已经完工。看着三年督学，功绩斐然之状，阮元等三人也不禁感叹光阴易逝，相聚苦短。

钱大昕看着暖意之中渐渐落下的秋叶，也对阮谢二人感慨道：“伯元、蕴山，老夫从来不否认，为官之人，若是心存天下苍生，有志于道术流传，则振兴文教之功，当在民间诸生之上。这次编纂《经籍籑诂》，所涉经籍浩繁，古书之中，又多莫衷一是之处。若无学行、政事兼备之人先发提倡，或赀财不足，经费不继，这书都是修不成的。当年我在京城之时，也曾与东原先生，竹君先生谈论字书修订之事，当时我等也都清楚，读书之人，不可不通训诂，亦不可沉溺于训诂，是以编纂一部兼通古籍的字书，最为紧要，可惜我等当时身无长物，又不谙为官之道，寻不得许多有志学术的官场同道，这件事也就搁置了。却不想这书在你们手中成了！这正经明道，嘉惠士林之功，你二位已是远在老夫之上啦！”谢启昆字蕴山，竹君先生则是朱珪的兄长朱筠，朱筠为官之时，曾多提倡刊刻经籍，也多引民间不第士人入幕，共论学问，清中叶民间修书、士人入幕唱和之风，朱筠实为滥觞。

谢启昆也陪笑道：“辛楣兄这教流传之事，有精于著述者，有精于刊刻者，二者合力，方能成事。论学问一道，在下这《西魏书》，终是比不上辛楣兄《廿二史考异》了，为官为学，终是难以兼顾，实在惭愧啊。”

钱大昕道：“蕴山却是不知，这修史之事，可比考异难多了，我虽写成了《廿二史考异》，可这重修《元史》之事，多年以来，终无所成，或许我治史一生，也不得不有所遗憾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经籍籑诂》的修纂，伯元是首功之人吧？去年传檄杭嘉湖道，邀三府名士共修此书的文稿，老夫还留着呢。”钱大昕虽身在嘉定，毕竟离浙江不远，这些事情了解起来，也都非常及时。

阮元也只得陪笑道：“先生多所留心，在下自然感激不尽。只是这书首倡之人，乃是谢大人和里堂兄，在下原本虽有此想，终是不算成熟，也是谢大人提点于我，才知治学之事，尚有许多要做。其实谢大人所言不错，为官治学，均是烦难之事，学政之任，又要督学各府，犹为艰难，是以此书能成，乃是所有编纂之人合力所致，我却也是不敢贪功的。”

谢启昆道：“伯元就不要谦虚了，你平日但凡有闲暇，便与那许多儒生一同参与编修之事，每卷书成，你也都是一一检校，勤加修订，方成定稿，老夫不过捐了些廉俸而已，又如何敢居功呢？这书全程编修，老夫均未参与，也无需再写老夫的名字了，编纂之人，就是你阮学使，不，阮侍郎，你看怎么样？”

阮元还想谦辞，钱大昕却也劝道：“伯元，这修书之事，向来都是主编之人率先署名，你两年间多致力于此，没什么好推辞的，若是你犹自觉非你一人之功，把其余参与之人名字，都一一写上，也就够了。而且老夫想来，眼下你最为紧要之事，已不再是编纂书籍，你此番入京，我总觉得颇为凶险。你之前也与我说过，你授任兵部侍郎之后，仅仅两日便被改了礼部，可有其事？如若如此，你又可曾想过其中缘由？”

阮元听了钱大昕此言，也不禁陷入了沉思，良久方道：“先生所言不错，我收到改任礼部的诏令之前，裴山兄便已告知于我，京城之中，这一年来官职变动频繁，并非常态。当时我也将此语告知了家父，家父也认为，此番太上皇行止，确是不似先前谨慎，或许……或许皇上已渐渐亲政，对于官员任免，也与太上皇多有抵牾，若是这般，此次入京，或许也有很多事，要处于两难之境了。”

钱大昕看着眼前日渐萧瑟的行宫，不禁叹道：“蕴山，想当年太上皇六下江南，这行宫是何等繁华富丽，可如今只是徒有其表，行宫之内，只怕也渐渐荒凉了。太上皇现已八十八岁，三代以下，可谓一人而已，只是……伯元，若你此番入京，太上皇和皇上因任免之事，或是其它要事起了争执，你要帮谁呢？”

这个问题问出来，阮元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乾隆对他有知遇之恩，嘉庆虽也和他有同游之缘，终究交往不多，这样想他倒是更应该回报乾隆。可这些年在外任，官场劣迹，他却也看得清楚，这些事的背后，乾隆又怎能全无责任？更何况乾隆毕竟年事已高，万一真的有失当之举，自己又该如何应对，这些事，可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钱大昕见他神色，也安慰道：“伯元，这个问题或许是有些难为你了。换了老夫，也不知如何作答为好。但老夫相信你，先前你也与我说过督学之事，这两浙之间，民生疾苦，你已知道了不少，既然如此，老夫也相信你是心怀苍生，有志于再兴盛世之人。若是有犹豫不决之处，只说你真心所想就好了。不过有一件事，我却不太清楚，我记得你先前有南书房入值、文渊阁直阁之事，督学之际，你文牒上犹有其职，不知此番改任，可曾有变化？”

“这些倒是没有，诏书说是入值如故。”阮元道。

钱大昕听了阮元之言，也不禁开始了沉思，过得半晌，方道：“其实朝廷里面，太上皇年纪毕竟大了，其余军国大事，多半都是和珅在做主，皇上师出石君门下，自然与和珅势不两立。或许少则数月，多则一二年间，京城中便要有一场殊死之斗，要么是皇上除了和珅，要么和珅可能会完全架空皇上，甚至……甚至另择新主。这殊死之斗，兵部便是最紧要之处。伯元，替你做兵部侍郎的是韩鑅韩大人，他是个治水的能臣，老夫也一直敬重，可毕竟年逾古稀，只怕入了兵部，也不过备位而已。兵部尚书金士松，从来勤勉，却也平庸，同样年纪大了，不堪大用。可李潢和台费荫，却都是和珅的心腹，这样想来，用韩鑅多半是和珅的主意，或许用你也是和珅的主意，只不过皇上也想用你，但和珅为了稳住兵部，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至于南书房……伯元，或许你回到京城，就立刻会有人来找你，眼下的南书房，也许已不仅仅是词臣唱和之所了。”

阮元也道：“先生，家父与我谈论此番变动，也一直不解南书房之职一直未曾更换，竟有何意，还望先生赐教。”

钱大昕道：“我听京城中人多有议论，太上皇这些年仍在主持朝政，而和珅更是已经封了公爵，这样看来，军机处和六部，只怕大半要务，眼下仍是和珅做主。皇上想用自己心腹，又该如何？南书房圣祖朝就多曾参与政事，此时重新重用南书房，亦无不可。眼下皇上也好，和珅也好，都想着用你在南书房中做些什么，皇上与你师出同门，和珅以你座师自居，这层关系，他们不会不知道的。”

阮元不禁笑道：“先生这不是说笑么？我虽升了侍郎，也只是二品，京城之中那许多王公大臣，可都是一品，亦或超品，哪个不比我更加重要啊？我即便做些什么，又能对这天下大势，有多少改变呢？”

钱大昕道：“伯元可知弈棋之道？有时黑白双方，各自得势僵持不下，往往一眼之间，便可决出胜负。做眼的一方成了，则可步步为营，一举制胜。可若是眼被填死了，就是满盘皆输之势！这个眼，未必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未必是全局中最精妙的一步，却是足以改变形势的一步。你眼下也是如此，你所言皇上、和珅、王公大臣，当然都比你重要，可他们该落的子已经落完了，只是你这枚棋子，究竟是黑是白，或许就是现下的关键了。”

阮元不解道：“辛楣先生，其实太上皇禅位之时，皇上便曾有留我入京之意，如今皇上垂青于我，我自当感激。可是和珅又是何等缘故？我与他虽有师生之谊，可除了他四十大寿那一次，就再无交流，他却为何要重用于我呢？”

“只因和珅同党，大多皆是乌合之众。”这一次却是谢启昆出言相答，道：“我在外为官，也有许多年了，何人依附和珅，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大多都是些贪婪狠戾、为虎作伥，却又不堪大用之人，在上，便是排斥异己，暗中交结，在下，便是一边贪贿成性，一边真的有了作乱之人，便立刻无所适从，甚至杀良冒功。他们人数不少，可京城之内，毕竟还是尽忠于皇上的人更多，是以一旦皇上下了决心要清除和珅一党，他们没有可用之人，即便和珅再怎么奸恶，没有得力羽翼相助，又有多大作为？但你不同，你曾与我说过，你虽是因江氏之故，终究给和珅送过一回礼，而且你在外任，也并无半句对和珅不敬之语，你这些作为，足以让和珅有心用你了。而且我想若是和珅前来问你，他能许诺你的官爵名禄，定是要高于皇上的。”谢启昆不知阮元在山东时，曾对武亿立志之事，故而认为阮元在外督学，并未明言反对和珅。

阮元也随即拜过谢启昆，道：“多谢谢大人指教之恩。”

“可是皇上毕竟在位三年，也并未亲政啊，到时候会有多少人信服皇上，却也难说。”谢启昆想到这易代之事，还是有些忧心，看着身后焕然一新的苏公祠，却也不是滋味，又道：“伯元，是老夫无能，这一生虽说史书看了不少，可说起日后之事，却也不敢说必然会怎样，你到了京城，凡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你说，咱们这般崇敬东坡先生，其一是因他诗文双绝，其二或许便是因他不得志了，自古文人，得以在朝堂之上一尝所愿者，又有几人？反倒是不得志的，自古传诵得多些，可那又怎是先贤们真心所愿呢？东坡先生少年之时，仁宗皇帝便以宰相之才视之，可后来他身陷党争，竟是半生都不得志，最后仅得身返中原。伯元，你也是一般的才学俱佳，甚至你眼下官职，已在同年东坡先生之上，日后也自当做个治国平天下的能臣，才不枉了太上皇那一番知遇之恩。可眼下……伯元，你毕竟还年轻，若是有犹豫不决之事，就……能实心办事就好，你还年轻呢，日后有的是更好的机会。”其实谢启昆心中，又何尝不愿阮元能够匡扶正道，铲除和珅，成嘉庆中兴之业？只是想着阮元数年以来，辛勤为官，与自己也相谈甚欢，堪称忘年之交，终也不愿空言大义，最终反而毁了阮元前程。

阮元也再次向谢启昆和钱大昕拜过，道：“二位先生之言，我已经记下了，此去京城，在下办事必当谨慎，当然，也不会忘了二位先生教诲，终是要无愧于心才是。”谢钱二人听了他这句话，也知道阮元志向所在，而且也清楚，嘉庆与和珅的生死相搏，应当是嘉庆赢面大些，未来虽有风险，可也不该逃避。又劝慰了阮元几句之后，便一同回了杭州城中。

钱大昕在杭州小住数日，便即回了嘉定休养。而阮元的浙江督学之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离任之前，阮元也将三年之内在浙江所见优等试卷编辑为一书，名为《浙士解经录》，用以留存浙江文人名篇，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浙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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